47年她绝食22天，裤子被狱卒扒下来，不是上刑而是怕她死的体面！

1947年2月8日，在重庆杨家山监狱那间阴湿的囚室当中，谢葆真停止了呼吸。那时她的体重仅仅只剩下六十二斤。她是杨虎城将军的夫人。她绝食了二十二天。之后特务把她的裤子扒下来强行进行灌食。不是害怕泄露秘密，而是担忧她瘦成骨架的躯体要是真的断了气，在上报的时候不好书写政治犯饿死的记录。这种荒诞的死亡管理逻辑，比任何刑具都更能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扭曲。

我认为谢葆真的决绝在她十四岁剪辫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迹象。1927年西安围城的时候，她组织歌咏队给守城的士兵送去窝头，发现军粮里面掺杂着沙土，她当即把发放粮食的军需官骂得低下头承认错误。她这种宁折不弯的性子，在玄天洞囚禁时期更加明显。有一次戴笠来视察，她居然把霉米饭扣在特务端来的肉菜上面，还说要馊就一起馊。如同她常常跟儿子杨拯中所说的：人活着要有一口气，如果这口气咽下去了，脊梁骨就会折断。

记得在档案里存在着一个细节。谢葆真在开始绝食之前，悄悄地用自己的指甲在牢墙之上雕刻《满江红》，当雕刻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时候，她的指甲断掉了，有血丝渗透进砖缝之中。在这个时候监狱长周养浩正在给上司书写报告，报告里说谢葆真身体虚弱并且厌恶进食。这是两种力量之间的较量。一边是用自己的身体去铭刻自己的信念，另一边是用公文来粉饰自己的暴行，这就是在生死关头的文字方面的博弈，也是两种力量较量的一个缩影。

这么来看，那所谓扒裤灌食的羞辱反而成了反面的例证。当时狱医检查发现谢葆真腹腔塌陷得如同空布袋一般，特务这才慌乱地用橡胶管插入胃部进行抢救。但是这种机械的抢救，哪里能够明白她绝食的本意？早在1946年吞金抗议的时候，她就对难友说过：我死去并非是认输，而是要让虎城知道，软骨病无法拯救中国。这种将死亡转化为政治语言的做法，倒和她当年在西北妇女救国会表演街头剧的手法是相同的。只不过舞台换成了牢房，观众就仅仅剩下铁窗外的乌鸦了。

最令人痛心的是杨虎城的反应。当他接到妻子死讯的时候，正抱着幼女拯贵喂粥，瓷勺啪的一声碎在地上。之后看守发现，将军将谢葆真在1941年刻的虎落平阳印章磨平，重新刻上雪耻两个字。这种没有声音的爆发，比大声痛哭更加痛彻心扉。他后来对副官说：她走在我的前面，是替我试探黄泉路的水凉不凉。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谢葆真的绝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肉身抗战。1937年她自愿陪囚，之后便以身体作为筹码。在息烽监狱怀孕的时候故意通过营养不良的方式来进行抗议，在玄天洞处于哺乳期的时候拒绝用药来争取医疗权。最后这场绝食，只不过是把十年囚禁浓缩成二十二天的终极表态。如同她早年翻译《西行漫记》时在页边所做的批注那样：肉体能被囚禁，精神得要越狱。

特务在使用草席裹尸的时候，没有留意到谢葆真蜷着手指的地方有一张糖纸。糖纸上有胭脂书写的“民主”两个字，这是1936年西安学生联合会送给她的礼物。这样的细节顽固地存在着。这比任何口号都更能够表明：真正的牺牲并非是被动地承受，而是主动地将生命锤炼成武器。

现在歌乐山松林坡的樱花每年都开放得很热闹。当我们观看谢葆真在中山学院妇女班的毕业照时，可以看到她的额头有一个小疤痕。那个疤痕是在1927年游行的时候被军警的马刀划伤的。她坚持不进行包扎，说要留下一个记忆。这种将伤痛当作勋章的态度，或许就是她最后所选择的精神基础：死亡能够剥夺人的体面，但是却无法剥夺赋予人体面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