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特务杨虎城的夫人捆住，脱下她的裤子，用针头扎她的大腿

春夜正深，地母洞里湿气贴人，草席冷硬，声响被岩壁吞掉，几只手把人按住，麻绳勒住手脚，衣物拽到膝弯，她侧腿紧绷，针筒靠近，皮肤一紧，药液推进，抽动很猛很短，像浪头一下撞过来，人就没了力气，墙角的渗水一滴一滴，过道里灯影淡，后来纸面只落下两个字，病逝，狱友多年后的叙述里，细节还在回响。

她不算普通囚徒，谢葆真，青年时入团，暗线里做事，和杨虎城成婚那年，身份已经埋在地下，西安事变后一起被扣，起初还能挨着住，铁门关上还是能说上几句，隔了一阵，人被单独押走，洞子深到见不着月光，脚边积水一直没退，墙脚老鼠来回跑，饭碗不给，捧着霉米就着冷气咽下去。

精神掉到谷底的征兆，第三年开始显形，对着墙说话，忽而笑，忽而哭，看守说她疯了，熟人心里有数，这不是失控，是硬抗，绝食，喊名字，喊出共产党员的名姓，廊里来来回回的脚步顿住，铁镣扣在脚腕上，链子一拽就破皮，脓水和泥糊在一起，起身挪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

孩子来得安静，1941年她在牢里生女，产婆没有，热水没有，两个女犯搭把手，婴儿哭了一声就缩在襁褓里，她咬破了嘴唇，百日不到就被抱走，说是寄在附近人家，半年抱回，瘦得发光，父亲被押在另一处，连一面都见不上，小小的生命没挺过去，另一个小女儿在夹缝里撑着活，解放前夕和父亲一起遇难，年岁还小，生死的信息在高墙间断断续续穿行，谁也凑不全。

纸面写的是肺病，牢里的人却看见了别样的处置，几天一次针管，说是补身体，打完就浑身不受使唤，口角起白沫，类似的手法在这地方不算秘密，硬骨头得用药把神经打垮，躺倒在床上的时候像是自然出去的样子，这样写报告方便，过账也干净。

春夜那回人又闯进来，她像是知道将到哪一步，目光跟着针走，药水清亮，致命，进到血里就不会回头，心跳慢下来，皮肤不留痕，纸面写心源猝停，听上去顺理成章，挣扎里她踢翻了便桶，湿污浸透草席，洞子里那股味儿拖了多天才散。

消息三个月后才晃到他手里，一张发黄的纸条，四个字，妻病故勿念，他攥着纸条站了一夜，牢门没开，遗体看不见，埋在哪也没人说，狱友压低声音告诉他，后山有个坑，很多人在那躺着，碑都没有，风一吹草起草落，连边角都找不齐。

动手的理由不难猜，谈判破裂，战事绵延，名字里的旧事被反复提起，杨虎城在西北的分量很重，直接处理风险太高，舆论不好安置，先把身边的共产党员谢葆真拿掉，手就被卸去一半，人的心也就被压住一截，戴笠在时定过的章程，照着走，分步清除的路子，风声不易大。

她走时三十四岁，留下的东西很轻，一张纸条缝在棉袄里，血迹把字浸得发暗，“我没有叛党”，这行字后来落到儿子手里，一直收着，城市换了旗号，档案逐渐打开，询问一叠一叠做下去，军统在集中营的做派被摆在台面上，那会儿家里只剩一个人还在，父亲和兄妹都已不在队伍里。

行刑的人名叫杨进兴，后来栽在大陆，口供里把对杨家的动作交代清，轮到谢葆真这段，话头散，记不清，卷宗里翻到戴笠时期的批示，“清荷行动”的代号在那张纸蹭得很清楚，时间是1947年2月，措辞干脆，顽固不化，持续鼓动同囚对抗，秘密处置，制造病逝假象，落款规整，签批齐全。

针头的细节在外面传得开，是医务室的人说的，李育生，做过狱医，见过特制的针具，管壁厚，推进快，药一进体内，人很快沉下去，不见血，不留外伤，和枪声不一样，走得静，记忆里还有一个名字，周养浩，来医务室拿过三支特殊用的药，临走扔下一句，让她安静，过后才知道，那三支就用在了她身上，前两次把人拖到虚弱，第三次一锤定音。

学者把材料一张张对照，死亡证明补办，日期往前倒了五天，经办医生没见过遗体，记录里的时间写着二月初八子时，同牢的人说前一晚就没了呼吸，外头灯笼还挂在檐角，元宵刚过，洞里静，听得见水珠落下的声，黑暗把所有动静盖住。

裹着草席，埋在后山坡，土浅，草尖很快就从土里钻出来，半年后他获准去祭奠，坟头找不到，土堆上插着一块木牌，墨字写着杨谢氏之墓，他在泥地里跪了很久，铁链把人拴在树上，看守在旁站着，这个在西北带过兵的人，低着头呼气很稳，不哭不喊，只把纸条攥在手心里，纸边被汗水磨软。

名字没有消失，事被一件件抬出来，证词对上档案，地点对上时间，叙述放到阳光里，亲历者的声音和冷冰冰的纸张搭在一起，留下的不是仇怨，是一种不肯改口的坚硬，是家国的分寸感和选择的重量，她的三十二画名字，被后人一遍遍读出来，读给年轻人听，读给走过那段山路的人听，风吹过后山，草籽落在土里，新的芽又往上顶，记忆没有被压住，向上的力也没有停下。

参考资料，政协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息烽集中营》，杨拯民《回忆我的母亲谢葆真》，李育生供词《军统集中营内幕》。

参考资料： 政协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息烽集中营》 杨拯民《回忆我的母亲谢葆真》 李育生供词《军统集中营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