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杨虎城夫人被特务们捆住，脱下裤子后用针头扎进她的大腿

1947年2月的重庆渣滓洞监狱，阴冷的走廊里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杨虎城猛地从草席上坐起，铁栅栏外几个特务正粗暴地拖拽着他的妻子谢葆真。

"她有肺结核，我们带她去看病！"特务们的吼声像冰锥刺进杨虎城的心脏，这个入狱九年的老兵太清楚这些人惯用的伎俩——十二年前在南昌被扣押时，蒋介石也是这样说"请你去南京议事"。

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架走的背影，杨虎城攥紧的拳头把掌心掐出了血。三天后，特务们抬回一具冰冷的遗体，谢葆真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嘴角还残留着挣扎的痕迹。这个从西安城墙下走出的革命女性，最终没能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年仅34岁。

1905年出生的谢葆真，是西安城里少见的"女先生"。父亲是人力车夫，母亲帮人缝补浆洗，她却凭着半夜在城隍庙借光读书，硬生生考进了西安女子师范。

1924年的西安街头，19岁的谢葆真带领女师学生举着"打倒列强"的标语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齐耳短发被寒风掀起，清脆的嗓音穿透围观人群："陕西的女子不是裹脚布裹住的废物！"

就是这次游行让杨虎城记住了这个眼睛发亮的姑娘。当时他正率领国民军坚守西安城，面对北洋军阀八个月的围困，城内粮食断绝到"易子而食"的地步。谢葆真带着同学们把学校食堂的口粮全部送给守城士兵，又组织起歌咏队在城墙下演唱《国际歌》。有次炮弹在附近爆炸，她从瓦砾堆里爬出来，拍着身上的灰继续指挥演唱，这个画面让杨虎城永生难忘。

1927年春天，已是共产党员的谢葆真接到组织命令：进入杨虎城部政治处担任宣传干事。在那个军阀部队普遍歧视女性的年代，她成了西北军里第一个女兵。行军途中她教士兵认字，战斗间隙排演活报剧，有次部队被围困在山谷，她冒着炮火给前线送文件，回来时草鞋里全是血泡。杨虎城在日记里写道："葆真非寻常女子，其志比金石坚。"

1928年的婚礼办得极其简单，杨虎城把自己的战马送给新娘当嫁妆。新婚第三天，谢葆真就跟着丈夫踏上东渡日本的轮船。在东京流亡的两年里，她白天在神田区的语言学校学习，晚上帮杨虎城整理与国内地下党联系的密电。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她连夜带着三个孩子回国，在上海码头对迎接的人说："东北丢了，我们还有什么脸在外国待着！"

西安事变爆发前夜，谢葆真把五岁的儿子杨拯中哄睡后，在灯下给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写了封长信。这封信后来促成两位夫人深夜会面，最终说服东北军和西北军家属们统一立场。事变当天凌晨，她带着警卫连守住西安城门，直到听见新城大楼传来"捉蒋成功"的信号枪响，才发现手心已掐出了血。

1937年6月，南京中山陵的柏树下，谢葆真最后一次公开见到丈夫。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她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杨拯国送行，火车开动时突然把孩子塞给丈夫："带着拯国，让她看着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打日本！"这个举动后来救了孩子一命——当特务在贵阳监狱搜查时，正是这个"洋娃娃"般的小女孩让刽子手犹豫了片刻，使她多活了两年。

在益阳桃花坪监狱的铁窗下，谢葆真用发簪在墙上刻下"抗日救国"四个大字。特务撕毁她写的申诉信，她就把血吐在纸上当墨水；看守克扣粮食，她带着女囚们绝食三天；听说皖南事变的消息，她对着狱警破口大骂七天七夜，直到嗓子出血。有次特务送来掺沙子的米饭，她直接扣在对方脸上："你们这些给日本人当奴才的狗东西！"

1947年2月8日的那个清晨，谢葆真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她把藏在棉袄夹层的血书塞给儿子，又把女儿的小手放在杨虎城掌心。当特务们扑上来时，她突然挣脱束缚，朝着丈夫的方向高喊："虎城，记住我们是为什么坐牢的！"这句陕西口音的呐喊，成了杨虎城余生最清晰的记忆。

谢葆真牺牲后，杨虎城把她的骨灰坛藏在床板下。在重庆松林坡的最后岁月里，他每天清晨都会对着骨灰坛说西安的天气，说孩子们的功课。1949年9月6日，当特务的匕首刺进他胸膛时，这个7岁从军、44岁入狱的西北硬汉，最后喊出的还是那个名字："葆真......"

1950年2月7日，西安少陵原的黄土坡上，彭德怀亲自为杨虎城夫妇题写墓碑。当年西安事变的参与者们站在墓前，看着两个名字终于并排刻在一起。

阳光穿过松柏枝叶洒在墓碑上，谢葆真那张1926年在西安城头的照片被放大悬挂，照片里的姑娘笑着举起拳头，仿佛还在喊着八十多年前那句口号："我们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资料来源：《杨虎城传》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谢葆真烈士纪念文集》 陕西省档案馆 2005年编印；《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 中华书局 1980年出版；《西北军人物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