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 岳母的悲伤

摄影 王桂生

真正让我明白生离死别是在岳母去世后。

1997年，武汉的冬天特别冷，岳母的病情日益加重，她每天都躺在医院四楼临窗的病床上，望着医院紧闭大门口，希望能看见我和妻子的身影。

她大概知道自己时日已不多，所以对我和妻子特别依恋。那年她52岁。

那一年，我和妻子住在长江的另一边，过来一趟需要一个多小时。

四月份时，妻已近临产，她说：“我们就到老妈住的医院去生孩子，让她看着孩子出生，心里会好受一点，说不定还能使她的病好起来。”说这番话时，她的眼泪流个不停。

我无语，为了能挽回岳母的生命，我们已不惜一切代价，但这样有用吗?那时，医院已在一个月内，为岳母下了三张病危通知单。

到医院看岳母，是我们每天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可以说是风雨无阻。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和妻子已是她生命依然顽强不息的唯一希望。

有时我总在想，岳母的一生是陷进了一个杂乱的大网，而不能自拔。

她童年时随父母从东北逃小日本杀戮到了河南，然后又调到武汉，再然后是结婚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大女儿出嫁，接着是大女婿禁止大女儿回娘家。

我想，那张网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网住了她。

关于岳母的病，她们厂里的老同事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富贵病”，意思是她每天能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而不用操心干活，岳母听了只有苦笑。

那时她的体重已从一百二十斤，瘦得不足七十斤。那时的岳母很坚强，在人前从不表现出悲伤的样子，有时一些同事拉着她的手哭，她却一个劲地笑着说：“哭什么，我可是好好的。” 但我听护士说，没人的时候她常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

岳母的病是不能悲伤的，因为她已是肝硬化晚期。为此我和妻子绞尽脑汁，每次去都想法给她找点乐事。其实，每次看见我们，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乐事。

岳母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被“软禁”后，来看她的就只有我和妻子了。

每次去，我和妻子都要商量，给她带点什么好吃的东西。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带的任何食物她都已无法下咽。这时，她已只能靠流质食物维持生命了。

但每次去，为了不让我们失望，她会将食物举到嘴边，深深地闻一会儿，然后再用嘴唇沾沾，满足望着我们笑，妻子就走到门外去偷着抹泪。

4月12日晚12时，妻子忽然感觉腹部下沉，是临产的征兆。妻子说：“去老妈那个医院生孩子，让她见一见她的孙子。”我明白她的意思，希望孩子的出生能延长她的生命。

半小时后，我们乘车来到岳母住的医院五楼。凌晨2时，我告诉了岳母，我们将在这里生孩子，她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嘴里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一定保佑他们母子平安，生个大胖小子。”她又紧张又激动，到处找米给妻子煮稀粥。

这是一个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画面：一个屡次下了病危通知书，命如游丝的人，苦巴巴地坐在医院四楼的窗口，聆听五楼孙子的出世。

有时我总在想，人到底是靠物质活着，还是靠精神的力量活着，因为自从孩子出生后，岳母的病情竟急剧好转，到妻子七天后出院时，她的各项病情检查指标竟已趋于正常，这对一个住了半年医院，下过十几次病危通知单的病人来说，是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

岳母喜欢孙子的那种慈爱之情，让人难忘。她常常是孙子放在床上，然后坐在一旁静静地看，有时忍不住就用手轻轻摸一下孩子的脸，但除此之外，她绝不靠前的。

有一次我对她说：“您就将孩子抱一抱吧。”她连连摇头说：“我的病会传给孩子的，其实就这样看着他，我就很满足了。”

虽然岳母喜欢孩子，但我们却不能在家中常住。自从她大女婿不准大女儿回家后，岳母伤透了心。事情的起因是，大女婿想要岳母仅有的两间房屋。

我想我是不能在岳母家常住，以免让她大女婿说闲话。那天我和妻子拎着行李，抱着孩子离开岳母家，去我在武昌的家。

岳母站在门前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眼泪却止不住流下来，岳母心中有着太多的无奈。

我想岳母的一生是在编织一张网，她的本意是用这张大网，将她的孩子们网在一个她认为安全而幸福之中，但没料到的是，这张网却将她自己网得不能自拔。

10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忽然得到消息，岳母病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当我们赶到医院时，她正躺在床上，床前挂满了输液瓶，一见到我们，她的眼泪就流不停，问她却一个劲摇头，什么都不说。事后我们才知道，大女儿的婆婆又去要房子，被拒绝后，大闹了一场，气得岳母当即晕了过去。

岳母又躺在了她以前睡的病床上，神情又变得忧郁起来。

我和妻子就抱着孩子每天从长江另一边赶来看她。她看见我们后，先是欣喜，接着又发愁，她说：“别带孩子来。以免传染。”但我们还是带孩子去，她就跑到商店，买来小手巾小脸盆给孩子专用。

岳母仍然喜欢将孩子放在床上，然后坐在一旁静静地看，就像是在欣赏一幅她特别满意的作品。

窗外的阳光照在她干黄的脸上，静静的，像一尊雕像。

她在想什么呢?她从来不说。我和妻子猜测，她可能从孩子的身上想到了自己的一生，因为这一次住院后，她总对我们说起她一生的各种喜事和悲事，好像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最后的总结。

11月份，我的父母在同一个月里，被同时诊断出患有食道癌和胃癌，也住进了这所医院。当时，父亲对母亲说：“我们和亲家母住一个医院吧，好歹生死有个伴儿。”

岳母自然是高兴不已，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地主之责。于是，在医院四楼的病房里，经常可以看见三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坐在一起，每每看到这种情形，我的心中总是涌起一种难言的滋味。

年底临近，我的工作骤然变得紧张，经常去外地采访，一两个月不能回家。

那一次，我又要出远门，岳母知道后，一向不爱唠叨的她，竟变得唠叨个不停，一会儿嘱咐我多带衣服，一会儿又叮嘱我多注意安全等等，好像我是头一次出门。

后来，她忽然想起为我织的一条毛裤还放在她家里，我忙说这次出门时间不长，而且已带有毛裤，她听后不再说话。

第二天，当我去向她告别时，她竟拿出了那条她织的毛裤。原来她一个人拖着摇摇晃晃的身体，溜出病房，坐了十几站的汽车，从家里拿来的。

那天晚上12时，我坐船离开了武汉关。当我站在阴冷潮湿的船头，望着黑沉沉的夜空，感觉岳母慈祥的目光，在夜空中一直注视着我，心中涌起了一股股暖流。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远。

当听到岳母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长江大堤上采访，我的心如刀割般难受。

岳母没能等到我赶回来。我知道，岳母是不愿意影响我的工作，她是个宁愿将生死之事埋于心中的人，她的一生牺牲的太多，也许牺牲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快乐。

岳母已去世多年了，重新让我忆起她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那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调到福建报社工作，临上火车前，我的父母和妻儿都来送我。

到了福建一个月后，我打电话回家，年幼的儿子在电话中问：“爸爸，你还在火车上吗?你是在火车上打电话吗?”

这话令我哭笑不得。过了一个星期，我又连续打了两次电话回家，他竟然还在问我在不在火车上，让我很是感动，同时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岳母。

那一年冬天，我出差在外，岳母打来电话问我带了毛衣没有，我告诉她带了毛衣。谁知过了一个星期，她又连续打来两次电话，问我带了毛衣没有……

岳母去世时不到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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