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伊朗刚建国，不专注发展，如何勒紧裤腰带在中东输出革命？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伊斯兰产油国的石油产量迅速增加，1970年已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45%。1973年石油提价后，这些国家收入骤增，仅沙特一国的石油收入1979年就达2000多亿美元。由于伊斯兰产油国掌握了大量的石油收入，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希望借助伊斯兰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和地位。

伊斯兰产油国利用石油财富，为伊斯兰活动提供经费，如召开伊斯兰国际会议，资助建立清真寺和伊斯兰研究机构，散发宗教宣传品，培养传教人才，资助世界各地穆斯林到麦加朝觐等等，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方面以沙特的作用最为突出。

针对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沙特的费萨尔亲王(1966年成为国王)1963年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相信除伊斯兰之外的任何主义，我们只相信伊斯兰”，并称“反对伊斯兰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沙特利用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诞生地、麦加和麦地那两大伊斯兰圣地都在自己境内这一独特有利条件，开展“伊斯兰外交”，企图充当伊斯兰的盟主，以扩大自己的世界影响，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1973-1974年提高油价后，沙特石油产量和收入激增。1978年沙特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580亿美元，人均为21000美元，是当时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苏联的7倍，埃及的50倍。沙特利用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伊斯兰复兴活动之中。沙特向许多伊斯兰国家提供了慷慨的援助，但要求受援国必须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必须逐步实行伊斯兰教法。

沙特还向许多国际性伊斯兰组织和一些国家的伊斯兰团体提供活动资金，并在全球范围内资助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为了方便穆斯林朝觐，沙特政府新建了大批公寓，购置了大量的交通工具，在吉达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场。它还在西欧、北美、非洲、东南亚等地出资新建了许多清真寺和“伊斯兰文化中心”，并为培养伊斯兰宗教人才提供大量奖学金。

1962年，沙特倡议成立了伊斯兰世界联盟（简称“伊盟”），其成员有60多个国家的伊斯兰教组织和代表，其秘书处设在麦加，由沙特代表任秘书长，经费亦主要由沙特提供。

1969年9月，沙特发起在摩洛哥的拉巴特召开了有25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发出了对以色列进行“圣战”和解放耶路撒冷的号召，同时，与会各国一致同意建立常设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伊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在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宗教”宣传工作，在唤醒伊斯兰宗教政治意识、制造国际伊斯兰宗教气氛、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和政党活动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客观上推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

还有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当权者企图利用伊斯兰力量，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巩固自己的地位。比如在埃及，1970年纳赛尔去世后，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继任的萨达特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一在各种不同势力的争论和对峙中，企图利用宗教力量保持对政治权力的控制。

萨达特刻意强调传统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价值对埃及社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伊斯兰教法被确定为立法的基本源泉，伊斯兰信仰被看作埃及的力量之本。萨达特还有效利用乌里玛与政府的合作，为其内外政策提供合理的依据，艾资哈尔的乌里玛不仅帮助政府有效地平息了关于经济开放政策的争论，还刻意把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以及与以色列签订的“戴维营协议”说成是符合真主意志的和平行动。

萨达特还极力表现自己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他把1973年10月的战争形容成对以色列的“圣战”，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为士兵们的宗教热情；每个星期五他都前往清真寺，并让新闻媒介大肆渲染，宣称自己是“信士的总统”。萨达特最为大胆的举动莫过于他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与怂恿。他释放了大批被长期关押的兄弟会成员，允许流亡国外的兄弟会领导人返回埃及、宗教杂志《呼声》重新出版，鼓励伊斯兰组织在大学里积极活动，以抑制纳赛尔分子和左派分子在校园的影响。

萨达特利用伊斯兰教的力量成功地反击了政治反对派的挑战，然而，他的经济开放政策及其负面效应、亲美政策以及与以色列的靖和很快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反对目标，一场失去控制的自上而下的伊斯兰浪潮，最终把萨达特本人淹没了。

沙特为了对抗民族主义浪潮，维护自身的保守君主制，在国内推行伊斯兰化，在国际上大力资助伊斯兰活动，原是想抑制政治反对派的影响、约束民间的伊斯兰复兴和民众不满情绪，结果却适得其反，煽起了民众的宗教狂热，助长和鼓励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萨达特对伊斯兰的利用与沙特政府对伊斯兰的资助并未达到其预期的效果。

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伊斯兰世界社会动荡，人心思变。

凡此种种，就使得在伊斯兰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周期性冲突，即由于社会不公而产生的信仰净化运动又以新的装束，重新登场。

在这种伊斯兰复兴气氛中，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在伊斯兰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大大活跃起来。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一轮震撼世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时，就会发现霍梅尼主义指导之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其中的突出地位。作为当代指导原教旨主义者第一次成功夺权的政治——宗教理论，霍梅尼主义的实践不仅改造了伊朗社会，而且已经超出国界，影响世界。伊斯兰共和国的示范效应及其输出革命的种种手段和行为，在推动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崛起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2、输出革命的目的

从总体上来看，在立国后的第一个10年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要致力于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对内的神权制度化和对外的输出革命。关于第一个目标，在推翻巴列维政权后，原教旨主义者迅速巩固了权力，在宪法、法律体系、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实现了伊斯兰化，反对党和反对派被清洗，教俗持不同政见者或遭镇压，或被迫保持沉默。革命的制度化完成得较为顺利。

第二个目标是输出革命，它植根于霍梅尼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诠释。带有深深宗教印记的伊朗民族主义和传播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跨国使命结合在一起，革命的输出就是其必然结果。但在输出革命的方式上，到底是致力于示范性的榜样建设还是利用各种手段积极传播其革命模式和理想，伊斯兰共和国在其输出革命的实践中存在着侧重点的变化。

总体而言，霍梅尼当权的10年间，伊斯兰共和国在对外政策上经历了一些波折。

在霍梅尼政权早期，从巴札尔甘1979年2月就任临时革命政府总理到同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均势”原则在伊朗外交实践中占主导地位。

历史上，均势原则对伊朗人曾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米尔扎·塔奇·汗在其1848-1851年短暂的首相任内，第一次将这一原则引入伊朗外交政策以平衡欧洲大国在伊朗的影响。他相信，维持在英俄之间的平衡比与某一大国结盟，更能保证伊朗的独立。在同样短命的1951-1953年首相任内，摩萨台试图推行一种“消极均势”政策，即通过民族化和国有化消除所有大国在伊朗的特权，与所有大国保持距离来维护伊朗的独立地位。

然而，在1953年政变以后，均势原则被抛弃，巴列维政权公开倒向美国，试图依靠结盟政策来增强伊朗的实力，提高伊朗的地位。

巴札尔甘上台后，试图回归均势原则，推行了一种类似于摩萨台的对大国政策。他结束了伊朗作为美国发起的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资格，废除了1959年3月5日签订的伊美防御协定，同时拒不承认1921年苏伊条约第5和第6款。巴札尔甘政府试图在伊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要求美国政府继续交付此前巴列维政权订购的武器和军需品余货，并出售新的份额。同时，巴札尔甘还努力修缮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的交往，试图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

比如，他希望加强1964年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订的地区合作发展协定；寻求改善与巴格达的关系；当阿亚图拉鲁哈尼威胁巴林，如果不采用伊朗式的伊斯兰政府形式就要吞并它时，巴札尔甘谴责鲁哈尼的声明未经授权，并向巴林和沙特派出特使，以消除它们对伊斯兰共和国意图的担忧。

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人质事件不仅促成了巴札尔甘政府的辞职，而且促使伊朗外交政策开始偏转。巴尼萨德尔上台之后，受摩萨台外交政策路线的影响，力图遵循伊朗民族利益优先的原则而非伊斯兰的原则，推行一种“等距离外交”。因此，他认为占领美国大使馆违背了国际法，寻求以和平手段解决与美国的争端。然而，直到1981年1月20日美国人质危机争端解决之前，“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实际上控制了伊朗外交，他们反对巴尼萨德尔及其外交部长戈特布扎德的路线。可以说，从一开始，巴尼萨德尔的努力就落空了。

1979年11月4日美国大使馆被占和两天后巴札尔甘政府的辞职被霍梅尼称之为“第二次革命”，霍梅尼自己甚至认为这一事件比推翻国王政权意义还要重大。

从伊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第二次革命代表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一次成功行动，也标志着伊朗的基本外交路线从均势原则转为革命原则。在均势原则下，伊斯兰政府认可现存国际体系，试图通过保持与外部的联系、平衡大国力量和影响来保护、促进伊朗的国家利益；而在革命原则指导下，外交政策制定者却怀疑现存国际体系的合法性，试图通过抵制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将伊朗革命输出到全世界来保护和促进伊斯兰的利益。换言之，第二次革命引入了伊朗外交政策的两个孪生原则，即“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和“输出革命”，这两点实际上被写入了不久被批准的共和国新宪法之中。

在这一原则之下，长期支持巴列维政权的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还有以色列，被伊斯兰共和国视为“伊斯兰的主要敌人”。

霍梅尼高呼“美国是剥夺和压迫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以色列“是世界公认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敌人，同穆斯林进行了多年的战争，在卑鄙的（前）伊朗政府的支持下，已渗入伊朗经济、军事、政治的一切事务之中”。

原教旨主义者在敌视美国和西方的同时，对反美和反西方的解放运动持友好态度。霍梅尼的极端理想主义追随者们认为，霍梅尼号召输出革命就是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将其付诸行动。为了挑战当时伊朗政府的外交政策，1979年11月，“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发起在德黑兰召开了一个有来自世界各地约16个解放运动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

其他一些激进理想主义者，例如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儿子穆罕默德·蒙塔泽里，为了尽快输出革命，甚至开始采取个人行动。他组建了“伊斯兰共和国民众伊朗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在1979年12月就派遣自己的伊斯兰战士前往黎巴嫩，比1982年派遣革命卫队到那里的共和国政府行为要早很多。

由于伊朗对外行动的隐秘性，很难确定伊斯兰政府何时真正开始实施输出革命的行动。然而，人们有理由相信，直到“第三次革命”也就是1981年6月巴尼萨德尔垮台之前，输出革命并未大规模付诸实践。更具体地说，在穆萨维任外交部长期间(1981年7-12月)伊斯兰共和国才正式采取了输出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根据在于，第一，在拉贾伊之前的外交部长，也就是桑贾比、雅兹迪和戈特布扎德都不主张输出革命。第二，虽然作为一个世俗出身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拉贾伊信奉革命原则，但他在短暂任期内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与美国的人质争端。第三，穆萨维是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事务委员会后的第一任外交部长，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和神权统治的原则来确定外交政策的基础”。

而且，穆萨维还决定制定一个世界范围的“伊斯兰阵线计划”，声明伊朗外交部将遵循这一计划开展工作，“因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将会在全世界发生”。

更重要的是，穆萨维担任外长后，1981年9月德黑兰成立了一个伞状组织结构的伊斯兰革命总会，负责监督和协调阿拉伯及伊斯兰诸国革命势力的全部活动，下辖5个最高革命协会，每一个协会负责一个特定地区的革命活动：

（1）“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与伊拉克达瓦党和伊拉克伊斯兰阿迈勒密切合作，在伊拉克开展反萨达姆政权的活动。

（2）“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负责协调和指挥黎巴嫩的亲伊朗势力。在其领导下，“黎巴嫩伊斯兰阿迈勒运动”于1983年4月18日炸毁在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声称这次攻击是“伊朗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役的一部分”；1983年10月23日，又用汽车炸弹炸毁美、法在贝鲁特的军营，导致243名美国士兵、50名法国士兵死亡。该协会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1982年成立的黎巴嫩真主党，其目标是“在黎巴嫩消灭殖民主义，赶走以色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并最终在整个中东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使伊斯兰风行世界。

（3）“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负责协调沙特、科威特、巴林三国亲伊朗的伊斯兰组织活动。建于1979年的“解放巴林伊斯兰阿迈勒”和“科威特伊斯兰圣战组织”加入该协会，而巴林反政府的“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曾在伊朗接受训练，由伊朗提供武器，其司令部也设在伊朗。

（4）“非洲和阿拉伯马格里布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负责监督和控制北非及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的亲伊朗伊斯兰势力的活动。

（5）“亚洲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主要对阿富汗、菲律宾和巴基斯坦亲伊朗的伊斯兰团体提供指导和援助。

所有这些组织通过各自的伊斯兰解放运动小组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联系。按照伊朗宪法，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不仅负责保卫领土，而且还负责古兰经上载明的使命、负责按真主的方式进行圣战以及将真主法律的统治扩展到世界。”

伊斯兰革命总会这一伞状结构组织的成立及运作，表明伊斯兰共和国已经将其输出革命政策全面付诸实施。

第二和第三次革命的后果是镇压了自由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分子，确保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政治优势。但正如各种政治力量当初携手革命，在国王政权倒台后却很快分裂一样，原教旨主义者最初团结起来反对自由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分子，但在取得胜利后便分化成各个派别。在关于伊朗应该推行何种外交政策方面，原教旨主义者分裂成所谓的“激进理想主义者”和“实用现实主义者”两派。

不言而喻的是，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头10年，影响输出革命政策的最大因素是霍梅尼的立场。为了维护伊朗“伊斯兰团结”的总体利益，在包括激进理想主义者和实用现实主义者的各种政治派别之间，霍梅尼一向扮演着最高权衡者的角色。

1989年2月22日，在一次官方称之为“极其重要”的对宗教学校师生和议会成员的讲话中，霍梅尼承认自己奉行这样一种领导风格：“为了在各种派别间维持平衡，我总是发布一些或辛辣或甜美的指示，因为他们都是我心爱的孩子。”

为了保持这种平衡角色，霍梅尼根据具体情况，有时支持激进理想主义者，有时又支持实用现实主义者。在激进学生绑架美国人质问题上，霍梅尼实际上反对温和的巴札尔甘政府。结果，人质危机成为伊朗对抗性外交政策尤其是输出革命政策的催化剂。

伊朗的输出革命政策像其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反映了伊朗国内政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两伊战争时期霍梅尼态度的转变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在两伊战争初期，进行保卫伊斯兰和伊朗国家主权的正义战争，曾经为新生的共和国提供了一个民族聚合点，加强了团结，鼓舞了士气，也从严重的国内问题上转移了视线。

然而，当1982年7月13日霍梅尼决定侵入伊拉克本土时，他的战争努力就不仅仅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是变成双重目标——收复领土和输出革命。实际上，此时他也是在支持激进理想主义者的主张。

无疑，在巴尼萨德尔倒台以后直到两伊战争结束之前，伊朗在革命的名义下实施过许多激进主义行为。但是当革命者试图将其理想之城变为现实时，他们认识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随着两伊战争的日益僵持，战争所带来的国内外消极影响日益明显。一方面，战争造成人力和经济的损失巨大，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民众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伊朗在国际舞台上，不仅与整个西方阵营严重对峙，而且在伊斯兰世界也处于孤立地位。

国内的困难以及国际体系互动的现实使得伊斯兰政府内部关于国家重建和输出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加剧。伊朗领导阶层在继续保持致力于革命的同时，各个竞争派别之间在诸如土地改革、国有化、推进国外革命以及与西方关系等国内外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增大。

因此，当1988年7月18日宣布接受联合国598号决议停火时，霍梅尼实际上站到了实用现实主义者一边。接受这一决议后几个月，现实主义派别的力量似乎在上升。共和国开始将战后重建作为首要事务，同时，发展与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

随后，伊朗的输出革命政策也开始悄悄发生变化，现实主义派别所主张的以和平手段、通过自身示范建设来输出革命的策略逐渐成为政府的主导立场。这种转变在伊朗对黎巴嫩政策上体现较为明显。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