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姊如灯 | 林新忠

一

我家桌子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泛黄的小相片，五十多年的光阴在相纸上晕开浅淡的纹路，照片里是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小姑娘，圆圆的脸蛋带着稚气，眉眼间却凝着与年纪不符的成熟和坚强。这是我姐姐五十多年前的模样。每次凝望这张照片，那些浸着苦涩与温暖的岁月，便会顺着时光的纹路，一点点铺展在眼前，清晰如昨。

上世纪六十年代，日子裹着一层苦霜，家家户户都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我家更是如此。家中兄弟姊妹五个，我是最小的那个，上头有三个哥哥，还有一个仅比我大五岁的姐姐。七八口人的吃喝拉撒，像一座沉甸甸的山，压在父母的肩头。母亲本就身子孱弱，日日为生计操劳，被这如山的压力折磨得油尽灯枯，在我八岁那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撒手人寰。

八岁的孩子，本该是偎在母亲怀里撒娇、牵着母亲的衣角欢闹的年纪，却骤然失去了世间最温暖的依靠。我不懂“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那个会温柔摸我的头、为我擦去眼泪、把好吃的留给我的母亲，再也不会出现了。日子被哭声填满，我整日里哭着喊着要妈妈，喉咙哑了，眼睛肿了，依旧不肯罢休。父亲忙里忙外顾不上我，姐姐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像妈妈一样拍着我的背，轻声细语地哄我说：“弟弟乖，不哭！”她会翻遍家里的角落，为我找来一点点能入口的东西，哪怕只是一颗干硬的枣子，一粒小小的花生米。在姐姐的怀里，我能感受到她身体的颤抖，也能看到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滴在我的脸上，凉丝丝的，却又有一丝丝暖意。

母亲走后，这个家的天，仿佛塌了一半，而那根撑起这半边天的脊梁，竟是这个只比我大五岁只有十三岁的姐姐。家里六口人的吃穿，里里外外的琐碎，都落在了姐姐的肩上，还有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尾巴，整日黏着她，寸步不离。为了撑起这个家，姐姐不得不放下心爱的课本，辍学回家。那时的她，成绩拔尖，是老师眼中的好苗子，老师舍不得这样的孩子被生活埋没，一次次往家里跑，跟父亲软磨硬泡，想让姐姐重返校园。最后，老师破例给了两个特殊的待遇：一是姐姐可以领着我一起去学校，二是姐姐可以提前一节课回家，为一家人做饭。

这个消息，让姐姐黯淡的眼睛里重新亮起了光，那是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看到姐姐笑。姐姐笑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好看，圆圆的脸蛋漾着浅浅的酒窝，大大的眼睛弯成了月牙，齐耳的短发贴在脸颊边，比村里所有的小姑娘都要好看。那一抹笑，像一缕微光，穿透了我们这个不幸家庭的沉沉阴霾，也照进了我小小的心房，让我觉得，日子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熬了。

二

就这样，姐姐牵着我的手，重新走进了校园。只是课堂终究不是孩子的游乐场，上课铃声响起，其他同学都跑进教室，姐姐便会把我抱到校园里的一棵老槐树下，蹲下来，认真地嘱咐：“就在这树下玩，哪也不准去，等姐姐下课。”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看着姐姐匆匆跑进教室的背影，在晨光里显得单薄，却又无比高大。

那时候的童年，没有精致的玩具，没有香甜的零食，泥巴、棍子、小石子，一根随风摇曳的小草，都能让我玩上半天。坐在老槐树下的泥地上，我自顾自地玩着泥巴，抓一把泥土，放在手心，小手指头轻轻松开，松散的泥便顺着指缝缓缓滑落，在地上堆起一个小小的泥堆。玩腻了，便一把打散，重新再来。有时，我会把泥巴凑到嘴边，用力一吹，细碎的泥土颗粒便忽地飘开，眼前像笼了一层朦胧的云雾，我便咯咯地笑出声来。清脆的笑声，和着教室里传来的琅琅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成了那段苦涩岁月里，最动听的旋律。那一刻的我，沉浸在简单的快乐里，暂时忘了失去母亲的悲伤，也忘了生活的窘迫。

下课铃声一响，姐姐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快步跑到老槐树下，来到我的跟前。她蹲下身，用干净的袖口，轻轻为我拂去脸上、身上的泥垢，动作温柔又细致，指尖划过皮肤，舒爽又温暖，像当年母亲抚摸我一样。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在我俩身上，落下斑驳的光影。我仰着小脸，看着姐姐，心里便觉得无比幸福。

就这样挨过一节又一节课，我最盼望的，便是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因为铃声一响，姐姐便可以领着我回家，那是我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刻。

三

那时候的农村，灶台都是大大的铁锅，没有煤炭，只能烧柴草。回到家，姐姐便忙开了，为了不让我到处乱跑，也为了让我能帮上一点小忙，姐姐让我坐在灶口烧火，自己则在一旁和玉米面，往锅上贴饼子。姐姐笑着哄我说：“好好烧火，你烧一口火，姐姐就教你唱一句歌。”那时候没有什么流行歌曲，能唱的都是些“样板戏”，姐姐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平日里学了不少唱段，唱得有模有样。而我，从小便喜欢跟着姐姐哼哼，对唱歌有着天生的喜爱。一听姐姐要教我唱歌，我心里欢喜得要命，烧起火来格外用心，小身子蹲在灶口，小手卖力地添着柴草，还不忘讨好地对姐姐说：“姐姐，我听话，我好好烧火。”

姐姐站在锅边，我蹲在灶口旁，一人忙活，一人学唱。姐姐唱一句“蒙山高”，我便奶声奶气地跟着唱一句“蒙山高”。等姐姐把饼子都贴在锅上，便也蹲到灶口边，挨着我的身子，和我一起添柴烧火，继续教我唱：“我为亲人熬鸡汤……”

姐弟俩的歌声，在小小的土屋里回荡，不怎么标准，却耐听。灶膛里的火苗跳跃着，红彤彤的火光，映照着我俩天真的脸蛋，也映着姐姐眼角未褪的稚气，和那份过早扛起生活的沉稳。锅里的水渐渐烧开了，热腾腾的雾气从锅盖的缝隙里“呜呜”地冒出来，氤氲了整个屋子，带着玉米面的清香。我仰起头，看着姐姐的脸，看着姐姐的眼睛，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姐姐身上有好多东西，都像极了母亲，那份温柔，那份呵护，那份无论何时，都会护着我的坚定。

九岁那年，我终于到了上学的年纪。在此之前，因为家里穷，也因为农村的孩子大多如此，每年从夏天到秋天，我都是一丝不挂，光着身子跑遍村里的大街小巷，见怪不怪，也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可上学了，总不能光着身子，姐姐便开始为我的衣服发愁。她翻遍了家里的箱子，找出哥哥们穿小的衣服，又请邻居大妈大婶帮忙，改了改尺寸，缝缝补补，为我做了一身能穿的衣裳。

四

时光荏苒，转眼我上了小学五年级。那一年，县里的剧团到村里挑选演员，姐姐平日里教了我不少样板戏，我闲来无事也总爱瞎哼哼，一来二去，竟被剧团的老师看中了。这在当时，是天大的好事，多少农村孩子梦寐以求，不仅能跳出农门，拥有城市户口，还能跟着剧团走南闯北，成为人人羡慕的人。

姐姐得知这个消息，比我还要高兴，脸上笑开了花，忙前忙后地为我收拾行装，眼里满是骄傲和期许。临到剧团报到的前一天，姐姐特意跑到公社的百货商店，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为我买了一条肉色的小裤衩。她把裤衩递到我手里，轻声说：“你长大了，以后睡觉的时候，再不能光着身子睡了，你是大人了。”那一年，我十三岁，在此之前，我一直只穿一条灯笼裤，从来没有穿过裤衩。姐姐的话，像一颗种子，落在我的心里，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那条裤衩，牢牢地记在心里：我长大了。

到了剧团之后，我一直把那条裤衩视若珍宝。练功的时候，有时需要脱下裤子，只穿裤衩，剧团里的一些大人总爱和我闹着玩，趁我不注意，一把扯下我的小裤衩，我便赶紧弯腰提上，追着他们跑，非要扒回来不可。在别人看来，这不过是大人和孩子间的玩笑，可在我心里，这条裤衩意义非凡，那是姐姐给我买的，是姐姐告诉我“长大了”的见证，容不得半点玩笑。

五

一晃五十多年，弹指一挥间。昔日那个光着身子、跟在姐姐身后的小屁孩，如今也有了孙子辈，懂得了为人父母的艰辛与牵挂。而那个十三岁便撑起一个家、温柔呵护我的姐姐，也早已老去，鬓角染上了白霜，脸上刻上了岁月的皱纹，活成了当年母亲的模样。姐姐退休后，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我的生活也顺顺利利，可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无论我长多大，走多远，我始终是姐姐心中最放不下的牵挂。

如果有一段时间见不到我，姐姐便会打来电话，细细地询问我的生活，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工作顺不顺利，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姐姐还会亲自登门，拎着我爱吃的东西，进门就忙前忙后，看看我的家里缺什么，问问我的孩子怎么样，那模样，那语气，像极了一位老母亲，满心满眼都是疼爱与牵挂。

每每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滚烫的暖流，夹杂着一丝酸涩，还有一份沉甸甸的感恩。我看着姐姐苍老的容颜，看着她依旧温柔的眉眼，看着她为我操劳的模样，心里便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念头，想大喊一声“娘”。

这一声娘，不是血缘的错位，而是岁月的馈赠，是姐姐用半生的呵护与陪伴，在我的生命里，刻下的最深的烙印。五载的年岁之差，让她错过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童年，早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用瘦弱的肩膀，为我撑起了一片天，用温柔的呵护，填补了我失去母亲的空缺。她是姐姐，却早已胜似亲娘。

那张五十多年前的小相片，依旧压在我家桌子的玻璃板下，照片里的小姑娘，永远停留在十三岁的模样。而现实里的姐姐，虽早已老去，却依旧是我生命里那盏永不熄灭的明灯，从童年的阴霾里亮起，一路照亮我前行的路，温暖我往后的岁岁年年。

来源 | 烟台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