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扒光的底裤：日本为何不怕中国的千年谜底

引言：一只对猎物了如指掌的“千年狐狸”

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这一言论并非偶然的“失言”，而是日本右翼势力对华战略的又一次清晰表态。更令人深思的是，面对一个军事实力远超自己的中国，日本何以敢如此嚣张？

答案隐藏在历史深处：日本之所以不怕中国，不是因为它有多强大，而是因为它把中国的底细摸得太清楚了。从明治维新到今天，这个国家用了近150年时间，将情报触角伸向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领域。他们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山川地理、资源分布、社会结构、战略弱点。在他们面前，中国就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站在聚光灯下的人——所有的秘密都已暴露，所有的底牌都已亮出。

这是一场持续了上百年的“情报战争”，而我们，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对这场战争的残酷性浑然不觉。

70年的情报积累：从明治维新到全面侵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已经花了整整70年时间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明治维新以后，近代日本对华谍报活动极其猖獗，组织严密、计划周全，参与的主体形态众多——除了军人，还有身份隐匿或半隐匿的留学生、商人、医生、船员、记者等。

这些谍报主体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庞大而严密的实施系统。中国地大物博，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地理便利，为日本派遣大量间谍来华提供了绝佳条件。为了掩人耳目，这些间谍常常伪装成中国人。即便遇到语言障碍，他们也有应对之策——在北方自称南方人，在南方自称北方人，利用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的特点蒙混过关。

1886年，一个名叫新纳时亮的日本人来华刺探东南沿岸兵要地理。为掩人耳目，他化名邦山顺，扮成卖烧饼的小贩，调查沿海和长江兵要地志长达5年，最终著有《支那沿岸纪要》二卷，为日后日本海军完成《中国沿岸纪要全卷》奠定了基础。

1888年，为了收集长江流域的航道资料，今井兼昌假扮日本船员住进上海联合海员宿舍，通过长江水手考试取得合格证后，在来往于长江的英国商船上当了约一年水手。他利用这一身份详细测量航道，研究十八滩的所在，回国后提交了《扬子江水路图》。当时，清政府给予英国人内河航行权，却不允于日本人，因此日本人想要了解长江流域的航道，基本依赖英国人的航道图，但这不能满足日本海军对外扩张的特殊需要。为了收集更多资料，及时增加和更新相关信息，日本海军省不惜采取这样的间谍手段。

1913年至1925年间，除了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日军的盗测。日军专门设立“土地调查班”，测量员均使用化名、扮成商贩活动。他们在中国一般呆半年，如需与总部联系可写信。为了防止寄件过程中泄密，日军还制定了一套暗语：称参谋本部为本店，陆地测量部为代理店，组长为主任，组员为店员，中国士兵为批发商，既成图为订单，地图为账簿，测量地为经商地，销售额代表了已测量的平方里数量。

1925年，中国军队抓获了化装成中国人在湖北盗测的“土地调查班”村上鹤造，从他身上搜出的30张地图竟被缝在他的衣服夹层中。这些地图的精度，远超当时中国军队自己使用的军事地图。

情报机构的系统布局：从兴亚院到满铁

日本对华情报活动绝非零散的间谍行为，而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1938年成立的兴亚院，是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总部设在东京，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调查资料。

1939年10月，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所属的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开始将中国各方面信息整理、加工并译成日语，通过文献目录《资料通报》、杂志《编译简报》、册子《编译汇报》等形式，散发给有关机关。至1944年4月，其中的《编译汇报》刊行了第100辑，成为战时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情报来源。

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成立于1906年，是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从俄国手中攫取中国东北南部侵略权益的产物。满铁在东北盘踞四十年，成立之初便设立满铁调查部，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展开全面调查，形成了体系庞大、内容详尽的调查报告书。满铁对华经济调查资料真实地记载着我国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实态，在当时无论是作为日本殖民统治的“资政”材料，还是作为武装入侵的军事情报，都因其准确、详实而具有重要价值。

马鞍山市档案馆至今保存着2册《满铁调查资料》，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于昭和十三年至昭和十四年(1938年—1939年)编纂出版，通过细致的调查与分析，为日军的侵略行动提供了详尽的情报支持。

“末次资料”：日本情报网的冰山一角

1913年，一个叫末次政太郎的日本人来到北京，担任日本《福冈日日新闻》社驻北京记者。为了写稿便利，他开始搜集当时的新闻报道作参考。后来，他受日本外务省及日本军方授意，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末次研究所”，资料的搜集逐渐情报化。

1940年末次政太郎病死，他的情报搜集活动停止，但留下的“末次资料”总计755册，涵盖1913至1940年间中、英、日三种文字的16万余篇报刊文章，2亿多字，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具有数量大、来源广、系统性的显著特征，而且留存了大量搜集者的批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实物与历史见证。

2025年10月，厦门大学举办“末次资料与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搜集”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指出，深入挖掘这批资料的信息来源与情报价值，不仅有助于厘清近代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细节，还原中国人民抗日活动的历史场景，更能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国际关系及台湾问题提供一手佐证。

这套资料的命运颇为传奇。抗战胜利后，“末次研究所”留下的这批剪报资料由国民政府接管。1948年，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以“暂移福州”为由，将其连同其他档案共500余箱转运至福州。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之际，他再次设法拖延档案运台，并与福建省研究院的学者合作，以“寄存”名义将这批资料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这批资料辗转调入厦门大学，成为图书馆特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爱国将领的良知，让这套揭露日本侵华罪证的宝库得以留存至今。

武官制度：国家层面的情报战略

日本对华情报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行为。1875年，日本开始推行驻外武官制度，首批派驻国就是中国与德国。陆军大佐福原和胜被任命为首任驻华公使馆武官，统率在华的情报将校，搜集中国情报。

出发前，陆军卿山县有朋就驻外武官的职责及日常行动的注意事项，向福原下达了具体指示。山县强调，驻外武官的视察范围包括驻在国的兵制、军法等项，“尤其应注意该国与他国之外交关系，报告其利害强弱之形势等”。这与向德国派驻武官的目的形成鲜明对比——对德国是为了学习先进的军事制度，对中国则是为了侦察内情、以备“紧急时实地应用”。

福原和胜于1875年5月抵达上海，6月在天津拜会李鸿章。会面中，福原特意取出自己写就的一封汉文长信面呈李鸿章，信中隐含愿与中国结盟之意，试探李鸿章的反应。这种以“结盟”为幌子的情报刺探手法，与今天日本某些“友好人士”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表面上是“友好交流”，背地里却是无孔不入的情报搜集。

今天的延续：间谍活动从未停止

如果说历史上的日本对华情报活动是为了军事侵略做准备，那么今天的日本间谍活动则更加隐蔽、更加系统、更加无孔不入。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批日本间谍情报机关针对中国的渗透窃密间谍案件。2016年，一名所谓的著名中日友好人士因涉嫌间谍罪被捕。日本《每日新闻》透露，被捕男子是某日中友好交流团体的干部，已经在华从事相关友好活动30年。30年的“友好”只是一个幌子，背后是持续的、有组织的情报搜集。

2025年7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一名60多岁的日籍高管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这家大型制药企业在华业务广泛，这名高管的被捕引发了外界对日本企业参与对华情报活动的广泛关注。

2025年11月，国家安全部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评论，明确指出“近年来破获了一批日本间谍情报机关针对中国的渗透窃密间谍案件，有力维护了国家核心秘密安全”。

这些案件只是冰山一角。今天的日本间谍，不再需要扮成卖烧饼的小贩或假扮水手测量河道。他们拥有更先进的伪装——合法的商人身份、学术交流的便利、互联网的隐蔽。他们搜集的范围也从过去的兵要地理，扩展到了经济、科技、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

为什么日本敢如此嚣张？

回到开头的问题：日本为什么不怕中国？

答案已经很清楚：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们了。他们知道我们的战略底线在哪里，知道我们的决策机制如何运作，知道我们的社会有哪些裂缝可以渗透，知道我们的国防有哪些薄弱环节可以突破。

一百多年的持续情报投入，让日本对中国了如指掌。他们搜集的资料，从山川地理到社会结构，从军事部署到政治派系，从经济命脉到文化心理，几乎无所不包。在某些领域，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中国自己。

这种了解，给了他们一种特殊的自信——他们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未知”的对手，而是一个“已知”的猎物。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底牌已经亮出，底裤已被扒光，剩下的只是等待时机。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但战后对日处置的不彻底，使以军事冒险为主要特征的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如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再次鼓吹强军扩武，大幅增加防卫开支，试图解禁武器出口，不断架空“和平宪法”，军国主义沉渣泛起。高市早苗妄言挑衅，成为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首个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日本领导人。

他们的嚣张，正是建立在对中国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

警醒国人：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663年白江口的英灵，1598年露梁海的忠魂，1894年甲午海战的烈士，1931年至1945年的三千五百万死难同胞，他们的牺牲告诉我们：对日本的任何战略低估，代价都是惨重的。

面对日本持续上百年的情报渗透，我们必须警醒：

第一，要知彼，更要知己。日本之所以不怕中国，是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们。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了解他们，更要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弱点在哪里，底线在哪里。只有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才能在博弈中保持主动。

第二，要守密，更要强基。国家秘密是战略资源，必须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它。从留学生到商务人士，从科研人员到普通民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间谍的目标。国家安全部强调：“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这不是空话，而是每一个公民都应牢记的警训。

第三，要反思，更要行动。过去一百多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无孔不入的情报渗透，而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掌握多少？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达到什么程度？这种不对称的信息战，必须通过持续投入、系统建设来扭转。

第四，要警惕，更要自信。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东亚病夫”，早就告别了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过去。我们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但能力不等于懈怠，强大不等于安全。越是在强大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结语：被扒光的“底裤”与被唤醒的民族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那一刻，中国作为战胜国，本应拥有对战败国日本的法定处置权。然而，由于冷战的爆发和美国的庇护，日本逃脱了彻底清算。

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在台湾问题上持续挑衅，日本间谍在华活动从未停止，日本对中国的情报搜集仍在继续。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入、更系统。

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但这也是一份警醒——它提醒我们，和平不是永恒的，安全不是理所当然的。663年白江口的英灵，1598年露梁海的忠魂，1894年甲午海战的烈士，1931年至1945年的三千五百万死难同胞，他们的牺牲换来的教训是：一个民族只有保持清醒、保持警惕、保持强大，才能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中站稳脚跟。

日本之所以不怕中国，是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底细摸得太清。但我们也必须让他们明白：即使底牌被看清，即使底裤被扒光，一个觉醒的民族、一个团结的民族、一个有志气的民族，仍然有力量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未来。正如国家安全部所言：“任何幻想重温军国主义旧梦，妄图搞‘以台制华’越线挑衅的卑鄙伎俩，完全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这份自信，源自我们对历史教训的铭记，源自我们对现实挑战的清醒，源自我们对未来发展的坚定。663年的英灵可以安息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但我们必须记住：只有永远保持警觉，才能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