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缝在棉裤里的江山

文/吕文忠

记忆中我大约只有四五岁。推算起来，应该是一九五三年的光景。奶奶盘腿坐在土炕上，借着窗棂透进的光，正一针一线地往自己棉裤里层缝东西。我爬到跟前细看，是块巴掌大的红布，布上用墨笔写着几行字。那时我尚未识字，只认得那红艳艳的颜色，在黑黢黢的棉裤衬里上格外醒目。

翌年奶奶过世。母亲整理遗物时，用剪子小心翼翼地将那块红布拆下来，摩挲良久，又低头缝进了自己的棉裤里。转眼到了1963年，我已上初中。某日忽然想起这块红布的往事，便问母亲缘由。母亲停下手中的针线活，目光投向窗外苍茫的田野：“那是咱家的命根子。没了它，这个家就没了。”原来，红布上写的是家里的宅基地契——四邻的手印，东西南北各长几丈几尺，证明人是谁，写得明明白白。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年月，这块红布就是家园存在的唯一凭证。母亲又说，奶奶棉裤里原本还有另一块红布，那是1947年土改时分得的三亩半地的地契。祖祖辈辈给东家扛活，“地无一垅”的人家，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两块红布，一块护着地上的宅，一块守着土里的根，全都缝在贴身的地方。

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感情，是浸在骨血里的。土地不单是糊口的本钱，更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是祖祖辈辈魂魄的归处。每一垄田都淌着先人的汗水，每一寸地都连着后人的命脉。

奶奶和母亲为何偏要将地契缝进棉裤？因为唯有贴着身、暖着心，才觉得安稳。土地从来不是身外之物，它就是身体延伸进大地的部分。那张红布若是丢了，人与地的血脉便断了，人就成了飘萍。

1955年，合作社的钟声敲响。母亲将那块三亩半地的红布交了出去，由生产队统一换成了集体土地证。交出去那天，母亲在田埂上坐了很久，直到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她后来说，那感觉就像送别一个亲人。集体化没能让土地焕发应有的生机。当土地从“我的”变成“大家的”，最后在不少人心里变成了“谁的也不是”，那份视土地如命的珍重便淡了。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可耕耘土地的心气儿却不比从前。

1978年的春风，最先吹醒的是土地。分田到户，承包责任制，土地以新的方式回到农民手中。我记得母亲重新拿到承包合同的那天，她蹲在地头，抓起一把土细细地看，仿佛在辨认失散多年的骨肉。那些年，粮食堆满了仓，不是因为土地变了，而是因为人心又和土地贴在了一起——那张红布虽然不在了，可土地与人之间的那条脐带，又重新接上了。

如今，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已成大势。年轻人进城追梦，大片的田畴交给专业的人耕种。机械轰鸣替代了牛哞人语，产量数字年年攀升，可总觉着少了些什么。前几年老宅动迁，母亲从箱底翻出那条已经板结的旧棉裤。红布还在，字迹已然漫漶，但母亲仍能一字不差地念出来：“东至张三家杨树，西至李四家墙根，南至大路，北至河沟……”

我忽然懂得，我们或许正在失去的，不是土地的使用权，而是土地里生长的记忆、土地里埋藏的根脉、土地里延续的烟火人间。当土地完全变成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当宅基地变成产权证上冰冷的数据，我们与大地母亲之间的对话，是否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红布的双重启示,那块红布地契，既是农民的铠甲，也曾是农民的枷锁。它给予安身立命的保障，也将人牢牢系在土地上。今天的农民有了更多选择，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无论走得多远，土地对于中国人而言，始终是特别的。它是最后的退路，是文化的原乡，是无论漂泊何方都能望见的明月。即便不再靠土地谋生，我们仍需要知道，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有一块地方能安放我们的乡愁与灵魂。

奶奶的红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正在书写土地与人的新篇章。我们需要寻找新时代的“契约”——不是缝在棉裤里的布，而是写在法律中的权利；不是束缚于土地的宿命，而是连接城乡的桥梁；不是小农经济的局限，而是乡村振兴的蓝图。土地永远不只是土地。它是生长的希望，是安身的根本，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能让一个民族站稳脚跟的力量。就像母亲缝进棉裤的那块红布，它守护的从来不只是几丈几尺的地界，而是一个家、一个国最原始也最坚韧的承诺——

有地才有家，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根。

这承诺，至今依然滚烫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

作者简介：吕文忠，男，曾任一级警督，退休后寄情文史，以读书写作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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