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我在东莞遇到扫黄,躲在床底下不敢出声,吓得尿了裤子
发布时间:2025-12-13 08:31 浏览量:3
那年我二十岁,口袋里揣着二百块钱,还有我爹一句“混出个人样再回来”。
火车哐当了三天两夜,把我从湖南乡下的泥巴地里,吐到了广东东莞的水泥森林。
一下车,一股又湿又热的浪头就拍我脸上了。
那股味道很复杂,有工厂排出来的废气味,有盒饭的油腻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属于金钱和欲望的腥甜味。
我叫陈进,学没上多少,力气有几分。
我以为凭着一身力气,在遍地是黄金的广东,怎么着也能刨出点活路。
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进厂要押身份证,工资押一个月,黑中介还要先扒层皮。我那二百块钱,在廉价的招待所里住了半个月,就见了底。
每天一包一块五的“红梅”烟,一碗三块钱的猪脚饭,就是我全部的念想。
眼看就要睡大街了,同招待所一个叫阿强的家伙拍了拍我的肩膀。
阿强比我大几岁,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衬衫永远只扣中间两颗,露出胸口一撮毛,看着就像电影里的古惑仔。
“靓仔,想不想搞钱?”他朝我神秘地挤挤眼。
我还能怎么说?我点头如捣蒜。
“跟我走。”
阿强带我七拐八拐,进了一个叫“石龙”的镇子。
九四年的石龙,白天看灰扑扑的,全是握手楼和乱拉的电线,像个发育不良的城乡结合部。
可一到晚上,那些粉红色、蓝盈盈的灯箱一亮,整个镇子就像活了过来,妖里妖气的。
我们在一家叫“玫瑰发廊”的门口停下。
那招牌上的“玫瑰”两个字,晚上亮起来是粉红色的,暧昧得能滴出水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就算再傻,也知道这不是正经剃头的地方。
“强哥,这……”
“怕什么?”阿强不屑地哼了一声,“饿死和丢脸,你选一个。”
我没得选。
推开玻璃门,一股浓烈的廉价香水味混着烟味扑面而来,呛得我直咳嗽。
里面灯光昏暗,几个穿着清凉的姑娘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看见我们进来,眼神懒洋洋地扫过来,像在打量两块没什么油水的肉。
一个穿着旗袍,烫着大波浪卷的女人从里间走出来。
她大概三十多岁,风韵犹存,眉眼间有股子精明和泼辣。
“强子,又带人来了?”她声音沙哑,手里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
“玲姐,我老乡,叫阿进,人老实,能吃苦。”阿强满脸堆笑。
玲姐上下打量我,那眼神像X光,要把我从里到外看个通透。
“老实?”她轻笑一声,吐出一口烟圈,“这年头,老实人可发不了财。”
“玲姐,你先用着嘛,不行再让他滚蛋。”
玲姐弹了弹烟灰,想了想,说:“行吧。先说好,我这里不养闲人。打杂,看场子,手脚麻利点,一个月给你八百。包吃住。”
八百。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响起。
要知道,当时工厂里累死累活,一个月也就四五百。
我几乎没有犹豫,重重地点了点头:“我干!”
就这样,我成了玫瑰发廊的一名“杂工”。
我的工作,说白了就是看门、望风、给客人端茶倒水、清理“战场”。
住的地方是发廊后面的一个小阁楼,夏天热得像蒸笼,蚊子能把人抬走。
但比起睡大街,这里简直是天堂。
玲姐手下有六个姑娘,她们的名字都带着花花草草,小莉、阿兰、桃子什么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小芹的。
她很瘦,皮肤很白,不像其他人那么咋咋呼呼,总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一本被翻得很旧的言情小说。
她不怎么化妆,素着一张脸,眼睛大大的,看人的时候总有点怯生生的。
我第一次跟她说话,是给她送饭。
她接过饭盒,小声说了句“谢谢”,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我愣了一下,因为在这里,很少有人会说“谢谢”。
后来慢慢熟了,我知道了她也是湖南来的,比我小一un,家里穷,弟弟要上学,她就跟着同乡出来了。
她说她想攒够两万块钱,就回家开个小卖部。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那种光,我在其他姑娘脸上看不到。
在发廊的日子,每天都像在演戏。
白天,这里就是个冷清的理发店,偶尔有几个大爷进来剪个平头。
一到晚上八点,玲姐把那块写着“专业美发”的牌子收进去,换上闪烁的霓虹灯,好戏就开场了。
来的客人三教九流,有本地的土老板,挺着啤酒肚,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有香港来的司机,张口闭口“丢雷楼某”;还有一些看起来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玲 L姐说,那种人玩得最花。
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大厅里“看电视”。
电视永远开着,放着乱七八糟的香港录像带。
但我的眼睛,十有八九是盯着门口的。
玲姐教过我,看到穿制服的,或者车牌不对劲的,就赶紧进去咳嗽两声。
这是暗号。
一开始,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心脏随时要从嗓子眼跳出来。
有一次,门口停了辆警车,我吓得差点尿了,冲进去就喊:“警察来了!”
结果整个发廊鸡飞狗跳,姑娘们花容失色,玲姐冲出来一看,原来是派出所的王所长过来,找她打听个事。
那天晚上,我被玲姐骂得狗血淋头。
她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脑子是猪脑子吗?叫你咳嗽,谁让你喊了?下次再这样,你给我卷铺盖滚蛋!”
我低着头,不敢吭声。
从那以后,我学乖了。
我知道了哪些是熟面孔,哪些是需要提防的生面孔。
我的神经像一根被拉紧的皮筋,时刻准备着。
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人的羞耻心会慢慢被磨掉。
一开始,我连正眼看那些姑娘都不敢。
后来,我能面不改色地收拾那些狼藉的房间,把用过的东西扫进垃圾桶,换上干净的床单,再喷上空气清新剂,掩盖掉一切痕迹。
我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
只有在夜深人静,躺在阁楼的小床上,闻着楼下飘上来的劣质香水味,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压抑的哭声时,我才会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我会想起我爹那句话,“混出个人样再回来”。
我不知道我现在算不算“人样”。
我每个月给家里寄五百块钱,告诉他们我在一家大酒店当保安,经理很器重我。
我妈在电话里激动地说,我出息了。
我挂了电话,一个人跑到后面的巷子里,吐得昏天天暗地。
我和小芹的关系,一直不远不近。
我不敢靠得太近。
我知道,我们是活在同一个泥潭里的人,谁也救不了谁,靠得太近,只会一起陷得更快。
但有时候,我又忍不住想靠近她。
她生病的时候,我会偷偷去药店给她买感冒药。
她被客人欺负了,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我会递给她一包纸巾,虽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一次,一个喝醉的客人耍酒疯,非要拉着小芹出去过夜,小芹不愿意,那人就动手打她。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抄起一个啤酒瓶就冲了上去,挡在她身前。
“你想干什么!”我吼道,其实我腿肚子都在发抖。
那客人愣了一下,然后指着我骂:“你个看门的狗,也敢管老子的事?”
玲姐和阿强闻声赶来,连哄带劝,总算把那瘟神送走了。
事后,玲姐第一次没有骂我,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阿进,你记住,在这里,英雄是做不得的。”
那天晚上,小芹来阁楼找我。
她给我送来一瓶红花油,帮我擦胳膊上的伤。
她的手指冰凉,轻轻触碰到我皮肤的时候,我浑身一颤。
“今天……谢谢你。”她低着头说。
“没事。”我声音干涩。
我们沉默了很久。
阁楼里又闷又热,我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阿进,”她突然开口,“你想家吗?”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想。”
“我也想。”她说,“我想我弟弟了。我出来的时候,他才到我腰这么高,现在应该长得比我还高了吧。”
“等攒够了钱,就回去了。”我安慰她,也像在安慰自己。
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感觉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们还是很少说话,但有时候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我知道她在数着日子,我也在数着。
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那笔虚无缥缥缈的“攒够的钱”上。
时间进了九月,天气还是很热,但空气里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风声,说上面要搞一次大的“严打”,专门整治这些乱七八糟的场所。
玲姐的眉头,就没舒展过。
她抽烟抽得更凶了,有时候半夜还不睡,一个人坐在大厅里发呆。
阿强变得神神秘秘,经常跟玲姐在里间嘀嘀咕咕,出来的时候脸色都不太好看。
发廊里的气氛也变得很压抑。
姑娘们不像以前那样叽叽喳喳了,连嗑瓜子的声音都小了许多。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碗饭,不知道还能吃几天。
出事那天,是个很平常的晚上。
天气闷得让人透不过气,像是要下暴雨。
我像往常一样,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假装看电视。
大概十点多钟,玲姐把我叫到里间。
“阿进,”她脸色凝重,“这几天风声紧,你晚上多留个神。特别是后门,一定要看好。万一有什么事,让她们从后面跑。”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塞给我。
“这里是两千块钱,你这个月的工钱,还有多给你的。万一……我是说万一,我们走散了,你也够钱回家。”
我捏着那个信封,沉甸甸的。
我心里突然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玲姐……”
“行了,别婆婆妈妈的。”她摆摆手,“出去吧。”
我回到大厅,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偷偷看了一眼小芹,她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那本小说,但眼神是散的,显然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我们的目光在空气中撞了一下,又迅速移开。
十一点左右,客人渐渐多了起来。
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酒杯的碰撞声,男女的调笑声,麻将的哗啦啦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声色犬马的图景。
我努力想让自己放松下来,但那根绷紧的神经,怎么也松不下来。
我的眼皮一直在跳。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我他妈两只眼睛一起跳。
大概十一点半,灾祸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我正盯着电视上周星驰的无厘头搞笑,想分散一下注意力。
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刹车声。
我心里一惊,猛地站起来朝外看。
只见几辆绿色的解放卡车和一辆警用吉普车,像一群沉默的野兽,直接堵死了我们发廊的门口。
车门“哗啦”一下被拉开,从上面跳下来一群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手里拿着警棍的人。
不是我们平时见惯的镇上派出所那几个脸熟的,而是一张张陌生的,带着煞气的脸。
完了。
我脑子里只剩下这两个字。
我的血瞬间就凉了,从头顶凉到脚后跟。
“条子!快跑!”
我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出这一声,声音都变了调。
整个发廊,像是被投入了一颗炸弹的鱼塘,瞬间炸开了锅。
尖叫声,哭喊声,桌椅被撞翻的声音,乱成一团。
姑娘们像受惊的鸟,四处乱窜。
客人们更是丑态百出,有的提着裤子就往外冲,有的想往桌子底下钻。
我脑子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玲姐交代的——后门。
我转身就往里冲,想去通知小芹。
可大厅里的人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我被人流推得东倒西歪。
我看到玲姐,她没有跑,反而异常冷静地从吧台下面拿出一个布包,死死地抱在怀里。
我看到阿强,他已经蹿到了后门口,正费力地想拉开那把生了锈的铁锁。
我看到了小芹。
她吓得脸色惨白,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小芹!这边!”我朝她大喊,拼命地朝她挤过去。
就在这时,大门“砰”的一声被踹开。
一群警察冲了进来,手里挥舞着警棍,大声呵斥:“都不许动!蹲下!全都给我蹲下!”
那气势,和我以前见过的完全是两个级别。
跑不掉了。
这个念头闪过,我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拉住还在发呆的小芹,脑子里只有一个字:躲。
往哪躲?
我环顾四周,目光锁定在一个包间的门上。
那是平时给“大客”用的房间,里面有一张特别大的席梦思床。
“跟我来!”
我几乎是拖着小芹,冲进了那个包间,反手就把门锁上了。
“蹲下!开门!再不开门我们踹了!”
外面传来砰砰的砸门声和警察的怒吼。
小芹吓得浑身发抖,牙齿咯咯作响。
“怎么办……阿进……怎么办……”她带着哭腔问我。
我看着那张大床,灵光一闪。
“床底下!”
我拉着她,连滚带爬地钻进了床底下。
床底下又黑又脏,积满了灰尘,还有一股霉味。
空间很小,我们俩只能紧紧地贴在一起。
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也能听到我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像要从胸膛里爆炸开来。
“砰!”
一声巨响,包间的门被踹开了。
几道手电筒的光柱扫了进来,在房间里晃来晃去。
我死死地捂住小芹的嘴,也捂住自己的,大气都不敢出。
我能看到几双穿着皮鞋的脚在床边走来走去。
“没人?”一个粗犷的声音说。
“搜仔细点!衣柜!厕所!”另一个声音命令道。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祈求满天神佛,千万不要有人弯下腰来看一眼床底。
脚步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进了厕所,传来冲水的声音。
衣柜的门被粗暴地拉开,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的额头上全是冷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地上。
小芹在我怀里,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我只能更用力地抱着她,希望我的体温能给她一点点安慰。
突然,脚步声停在了床边。
一束刺眼的手电筒光,从床单的缝隙里射了进来,离我的眼睛只有几厘米。
我吓得魂飞魄散,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我能清楚地看到光柱里飞舞的尘埃。
完了,被发现了。
我闭上眼睛,等待着被拖出去的那一刻。
然而,那束光只是停留了几秒钟,就移开了。
“头儿,这间没人。”
“走!去下一间!”
脚步声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门外。
我和小芹在床底下,一动也不敢动。
外面的嘈杂声还在继续。
我能听到女人的哭喊声,男人的求饶声,还有警察严厉的训斥声。
“都带走!一个都别放过!”
我听到了玲姐的声音,她好像在跟谁争吵,但很快就没了声音。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一个小时。
外面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整个世界,好像都安静了。
只剩下我和小芹在黑暗中的呼吸声。
我的身体,从极度的紧张中慢慢松弛下来。
也就在这时,我感觉到一股无法抑制的暖流,从我的小腹处涌出。
温热的液体,迅速浸湿了我的裤子,然后蔓延开来。
一股骚臭味,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
我……尿了。
我竟然被活生生吓尿了裤子。
巨大的羞耻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今年二十岁,是个男人。
我竟然,被吓得尿了裤子。
我死死地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
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那不是害怕的眼泪,是屈辱,是绝望。
我感觉怀里的小芹身体僵了一下。
她肯定闻到了。
她在想什么?她会不会觉得我很没用?一个连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她没有说话,也没有推开我。
反而,她把头,更深地埋进了我的怀里。
我感觉到有湿润的,温热的液体,滴在了我的肩膀上。
她在哭。
无声地哭。
在那个又脏又臭的床底下,我们两个像被世界遗弃的孤儿,互相抱着,汲取着对方身上那一点点可怜的温暖。
我们不知道在床底下躲了多久。
直到外面彻底没了声音,连楼下马路上的车声都稀少了,我们才敢慢慢地爬出来。
我的腿早就麻了,一站起来,差点摔倒。
小芹扶住了我。
我们走出包间,眼前的一幕让我们都惊呆了。
整个发廊,像是被龙卷风扫荡过一样。
桌椅翻倒在地,玻璃杯碎了一地,满地都是瓜子壳、烟头和撕碎的纸牌。
吧台的抽屉全被拉了出来,里面的东西洒得到处都是。
一片狼藉。
一个人都没有。
玲姐、阿强、其他的姑娘、那些客人……全都不见了。
空气中,还残留着香水、酒精和恐惧混合的味道。
“他们……都被抓走了吗?”小芹的声音带着颤音。
我点了点头,喉咙干得说不出话。
我们是幸存者。
但幸存下来,然后呢?
我们走到后门,发现那把铁锁已经被砸开了。
阿强应该是跑掉了。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又觉得有点讽刺。
我们回到阁楼,我的铺盖还在,小芹的东西也还在。
我换了条干净的裤子,把那条尿湿的,连同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一起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俩坐在床边,相对无言。
天,快亮了。
窗外传来第一声鸡叫。
这个罪恶的镇子,在经历了昨晚的喧嚣后,又将迎来一个看似平静的早晨。
“我们……怎么办?”小芹终于开口,声音里充满了迷茫。
我能怎么办?
我看着她那张苍白无助的脸,突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
“我带你走。”我说。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拿什么带她走?我自己都还是个泥菩萨。
但看着她眼睛里瞬间亮起的光,我觉得,我不能收回这句话。
“走?去哪里?”
“回家。”我说,“回湖南。”
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
玲姐给我的两千,加上我自己攒下的一千多,一共三千四百二十七块五毛。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小芹也把她的钱拿了出来,她有一个小铁盒子,里面是她辛辛苦苦攒下的一万两千块。
那是她准备回家开小卖部的钱。
“你的钱你自己收好。”我说,“路费我来出。”
她看着我,摇了摇头。
“我们一起走,钱就放一起用。”
天亮后,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是几件换洗的衣服。
我们不敢走正门,从后巷溜了出去。
清晨的石龙镇,街道上已经有了行人,早餐店的蒸笼冒着热气。
一切都好像和昨天没什么不同。
没人知道,昨晚这里发生了一场怎样的风暴。
也没人关心,一家小小的发廊,和里面那些人的命运。
我们像两个做贼心虚的逃犯,低着头,快步走着,生怕被人认出来。
我们不敢去火车站,怕有警察盘查。
我们决定坐长途大巴。
在汽车站,我买了两张去往湖南衡阳的车票。
上了车,找到座位坐下,当汽车缓缓开出车站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我们逃出来了。
车窗外,东莞的景象在飞速倒退。
那些高耸的塔吊,那些密集的厂房,那些曾经让我充满幻想,又让我备感屈辱的地方,都离我越来越远。
再见了,东莞。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也许是太累了,小芹靠在我的肩膀上,很快就睡着了。
她的呼吸均匀地洒在我的脖子上,痒痒的。
我看着她沉睡的侧脸,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痕。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带她回家这个决定,到底是对是错。
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回到湖南,又能做什么。
未来,像车窗外被雨水打湿的玻璃一样,模糊不清。
但至少,我们离开了那个吃人的地方。
汽车在国道上颠簸着。
我一夜没睡,却毫无困意。
我的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昨晚在床底下的一幕幕。
那种极致的恐惧,和极致的屈辱。
我甚至能清晰地回想起那股温热的尿骚味。
它像一个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也许这辈子,我都忘不掉了。
它提醒着我,我曾经是多么的懦弱和不堪。
但也正是这份不堪,让我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人有时候,就是需要被逼到绝境,才能看清自己要走的路。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我们终于回到了湖南。
下车的那一刻,闻到空气中熟悉的辣椒味,我差点哭出来。
我们先在衡阳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接下来的问题很现实:我们去哪?
小芹的家在很偏远的山区,她说她暂时不想回去。
她说,她没脸回去。
我懂她的意思。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待了两年,一分钱没多带回去,还不清不楚的,村里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
“那……先去我家吧。”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说出了口。
我家在乡下,虽然穷,但多个人吃饭,总还是有地方的。
小芹看着我,眼睛红了。
“方便吗?你家里人……”
“没事,就说你是我在厂里认识的同事,厂子倒闭了,暂时没地方去。”我想好了说辞。
她点了点头。
我带着小芹,坐上了回乡的中巴车。
车子越开越偏,路也越来越烂。
当看到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时,我的心,终于落了地。
我回来了。
我爹妈看到我,又惊又喜。
当我介绍小芹是我同事时,我妈的眼神明显亮了一下,拉着小芹的手问长问短,热情得让我有点招架不住。
我们家是那种老式的土砖房,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了小芹住,我自己在堂屋搭了个铺。
回到家的日子,很平静,甚至有点枯燥。
每天就是跟着我爹下地干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那种在东莞日夜颠倒,神经紧绷的日子,恍如隔世。
小芹很勤快,每天帮着我妈做饭、喂猪、洗衣服,村里人都夸我带回来一个好媳妇。
每当这时,小芹的脸就红得像块布,低着头不敢说话。
我知道,我们之间,隔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
那层纸的名字,叫“过去”。
我们谁也不提在东莞的经历,好像那段记忆被我们共同删除了。
但我们心里都清楚,它就像一道疤,永远在那里。
晚上,我躺在堂屋的铺上,经常睡不着。
我会想起玲姐,不知道她被判了几年。
我会想起阿强,不知道他逃到了哪里。
我更会想起那个又黑又脏的床底下,和那股屈辱的尿骚味。
有时候,我会在半夜惊醒,一身冷汗。
我梦见我又回到了玫瑰发廊,警察踹开了门,手电筒的光照在我脸上。
只有看到窗外熟悉的月光,听到田里的蛙鸣,我才能慢慢平静下来。
有一天,我跟我爹在田里犁地。
他突然停下来,擦了把汗,递给我一根烟。
“阿进,”他看着我说,“你跟那个女娃,是咋回事?”
我愣住了。
“爹,她就是我同事。”
“同事?”我爹哼了一声,“你别把老子当傻子。你们俩那眼神,不对劲。还有,那女娃,一看就是有心事的,不像是在厂里好好上过班的。”
我爹虽然一辈子没出过村子,但眼睛毒得很。
我沉默了。
“爹也不管你以前在外面搞了些什么名堂。”他叹了口气,“人只要回来了,好好过日子,就行了。那个女娃,我看人不错。你要是喜欢,就跟人家好好处。别耽误了人家。”
我爹的话,像一块石头,投进了我心里,激起了一圈圈涟ال涟漪。
那天晚上,我找小芹谈了。
我们在村口的河边,坐了很久。
“小芹,”我鼓足了勇气,“我爹的话,你也听到了。我想问问你……你怎么想的?”
她低着头,玩弄着自己的衣角,不说话。
月光洒在她身上,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自嘲地笑了笑,“我没本事,还胆小,遇到事……还会尿裤子。”
我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感觉脸在发烧。
这是我们之间最大的禁忌,我亲手把它揭开了。
小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
“阿进,”她开口了,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我不嫌弃你。”
“在那个床底下,你虽然害怕,但你没有丢下我一个人。你一直抱着我。”
“我知道,你不是坏人。”
“我们……都是苦命人。”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我们第一次,把在东莞那些不愿意回首的往事,都摊开来说了。
说到伤心处,她会哭,我笨拙地给她擦眼泪。
说到最后,我们都释然了。
就像把心里化脓的伤口,彻底切开,虽然疼,但总有愈合的一天。
“小芹,”我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你要是不嫌弃我,就留下来,我们……我们结婚吧。”
她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她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
没有彩礼,没有三金,就是请村里人吃了顿饭,就算礼成了。
我把我的三千多块钱,加上小芹的一万二,凑在一起,在镇上盘下了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杂货店。
就像她当初想的那样。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平淡,真实,偶尔也会为柴米油盐争吵。
但每天晚上,能睡在一个安稳的床上,身边躺着自己爱的人,我心里就觉得踏实。
我再也没有做过那个被警察追赶的噩梦。
几年后,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再后来,我们把杂货店改成了小超市,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在镇上买了房,把爹妈也接了过来。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老板”,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口袋里只有二百块钱,一脸茫然的穷小子。
有时候,我会开车回东莞进货。
每一次路过石龙镇,我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
那个镇子,变化太大了。
到处都是新建的高楼和宽阔的马路,当年的握手楼和城中村,早就没了踪影。
我试着去找过那家“玫瑰发廊”,但怎么也找不到了。
它,连同那段岁月,都被推土机,永远地埋在了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尘埃里。
有一年,我在一个批发市场,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男人,头发稀疏,腆着肚子,正在跟一个档主讨价还价。
他的侧脸,很像阿强。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相见不如怀念。
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如今,我的儿子已经上了大学。
他有时候会问我,年轻的时候在外面闯荡,有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总是笑着摸摸他的头,说:“哪有什么故事,就是老老实实打工赚钱呗。”
我不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曾经在东...莞一个叫玫瑰发廊的地方,做过什么。
我更不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曾经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床底下,被吓得尿了裤子。
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
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烙印。
它时常提醒我,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经历过什么。
它让我懂得,什么叫敬畏,什么叫珍惜。
有时候,夜深人静,老婆孩子都睡了,我会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点上一根烟。
看着远处城市的万家灯火,我会想起九四年的那个夏天。
想起那个又湿又热的,充满了汗水、欲望和迷茫的夏天。
想起那个叫玲姐的女人,那个叫小芹的姑娘。
想起那个二十岁的,一无所有,却又以为拥有全世界的自己。
那段岁月,像一场高烧。
烧得我神志不清,烧得我遍体鳞伤。
但最终,也烧掉了我身上的幼稚和怯懦,让我脱胎换骨。
烟雾缭绕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狭窄、肮脏的床底下。
我仿佛又能闻到那股屈辱的,混杂着灰尘和霉味的尿骚味。
我笑了。
那味道,的难闻。
但也正是那泡尿,把我从一场荒唐的梦里,彻底浇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