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老妇人当着日军的面脱下裤子，懂行人道：那是阴门阵！

我们听过许多抗战故事，有刀光剑影，有枪林弹雨。

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场景：面对步步紧逼的日本兵，一位中国老妇人，突然当众解开裤腰，褪下裤子。

旁边的日军士兵愣住了，而人群里，某个懂行的乡亲倒吸一口凉气，低声惊呼：“我的天，那是……‘阴门阵’！”

这不是虚构的猎奇小说，而是深植于我们民族记忆褶皱里，一种真实存在过的、极其悲怆而又荒诞的“抵抗”。

今天，我们就来剥开这层被时间尘封的往事，看看它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段令人心酸又发人深省的历史密码。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地点可能是华北平原某个即将沦陷的村庄，或是长江沿岸某个遭受扫荡的圩子。

鬼子来了，马蹄声、皮靴声、枪栓声越来越近。

青壮年或已参军，或已转移，村里剩下的多是老弱妇孺。

跑，是跑不掉了；打，更是以卵击石。

恐惧像冰水一样浸透了每个人的骨髓。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绝望时刻，人群里一位平时沉默寡言、可能还裹着小脚的老妇人，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举动。

她颤抖着，却异常坚定地，面对着侵略者的方向，解开了自己的裤带……

日本兵大概从未在战场上见过这样的“阵仗”，他们或许会迟疑，会嘲笑，甚至会因这突如其来的、违反一切战争常理的行为而感到一丝莫名的困惑或忌讳。

而就在我们中国同胞中间，上了年纪的人心里会“咯噔”一下：她这是在摆“阴门阵”啊！

什么叫“阴门阵”？

简单粗暴地说，就是在我们老祖宗某些极为隐秘的民间信仰里，认为女性的下体和经血等排泄物，是天下至“秽”之物。

而当时日本人手里那些能喷火冒烟的步枪、机枪、大炮，被看作是一种极“阳”、极“烈”的“邪器”。

以“至秽”破“至阳”，以“阴”克“火”，这就是“阴门阵”最核心的逻辑。

你可能会觉得，这太愚昧、太离谱、太侮辱女性了！

别急，我们先收起现代人的评判。

这位老妇人，她可能一字不识，一辈子没出过县城，她所有的世界认知，都来自于祖辈的口耳相传、乡野庙台的戏曲和深夜里讲述的志怪故事。

在她所能理解的范畴里，这是她保护身后乡亲、对抗那些“钢铁妖怪”唯一能想到的、最后的“法宝”。

这不是战术，这是绝境中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与重建；

这不是勇敢，这是被逼到悬崖边后，一种认知体系里的本能“自毁式”反击。

我们需要理解的，不是这个行为本身，而是究竟是什么，把我们的先辈逼到了不得不相信并动用这种“武器”的境地？

要弄明白抗战时期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的视线得往前再推一百年。

这把打开荒谬之门的钥匙，其实藏在晚清。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中国大门。

英国人的战舰和开花炮弹，对于绝大多数清朝官员和百姓来说，就跟外星科技一样无法理解。

炮打得那么远那么准，是不是用了妖法？

于是，当时奉命到广州抗英的清朝名将杨芳，给出了一个震惊历史的“答案”。

杨芳是清朝一等昭勇侯，平定过白莲教，战功赫赫，是公认的悍将。

但面对英军火炮，这位老将的认知不够用了。

他仔细观察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军大炮如此凶猛，舰船如此灵活，必定是使用了“邪术”！

那怎么破邪术呢？

我们民间传统里，污秽之物能破各种妖法。

杨芳

杨芳将军雷厉风行，想出了一个妙计——“马桶阵”。

他下令搜集全城大量的马桶、粪桶，甚至妇女的裹脚布、月经带等物，把这些“法宝”绑在竹筏上，排列在珠江水面，炮台守军也备齐大量马桶粪便，准备等英军来时一齐泼洒，以臭制敌，破其妖术。

结果可想而知。

历史书记载：“（杨芳）终日为购买马桶忙忙碌碌，而敌人炮弹纷纷落地，打得清军溃不成军。”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马桶御敌”事件。

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愚昧误国的一个标志性笑柄。

但请注意，杨芳可不是山野村夫，他是国家高级将领。

他的选择，代表了当时整个统治阶层和主流社会，在面对完全超越认知的科技力量时，一种集体性的认知失灵。

他们只能退回自己最熟悉的、充满神秘主义的思维框架里去寻找解释和解决方案。

从1840年的“马桶阵”，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拳民普遍相信“刀枪不入”、用狗血粪汁泼洒洋教堂，再到抗战时期零星出现的“阴门阵”，这条线索是一脉相承的。

它背后，是长达百年“科技代差”与“认知碾压”所留下的巨大心理创伤和思维惯性。

当人们无法理解对手的力量源泉时，就倾向于将其“妖魔化”，并用想象中能克制妖魔的“巫术”去对抗。

那么，这种“以秽破器”的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的根，扎在我们传统社会非常深的土壤里。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几千年来其实并行着两套知识系统：

一套是官方的、儒家的、读书人的“圣贤道理”；

另一套则是民间的、实用的、掺杂了佛道碎片和万物有灵论的“乡土智慧”。

后者，才是真正支配日常生活的法则。

在这套民间逻辑里，世界是充满神秘联系的。

生孩子要拜送子观音，打雷是雷公电母在做事，生病可能是鬼魂附体。

同样，火枪大炮这种能喷火杀人的东西，很容易被理解为某种“火煞”、“金煞”的邪物。

而对付这种“煞气”，民间最常用的办法之一，就是“破”。

怎么破？

用相反属性的东西。

比如，红事遇到白事要“破解”，阳宅风水不好要埋“镇物”。

而女性下半身及其相关之物，在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宋明理学强化后），被赋予了极其矛盾的色彩：

一方面，它是生育之源，关乎宗族延续；

另一方面，它又是“不洁”、“隐秘”、“阴秽”的象征，是登科、祭祀、作战等“阳刚”大事的大忌讳。

于是，一种扭曲的“民间发明”诞生了：既然你这火器至阳至刚，那我就用至阴至秽之物来“污染”你、“克制”你。

这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类比和象征的“交感巫术”。

它不在乎物理上的因果，只在乎概念上的“克制”。

这种观念，通过巫婆神汉、地方戏曲、民间故事代代相传，在信息闭塞的乡村，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当抗战时期，那些来自最深山村、可能一辈子没见过汽车电话的老百姓（尤其是中老年妇女），面对日军坦克飞机的钢铁洪流时，她们世界观里唯一能调动的、看似能与这种“怪物”抗衡的资源，就是这种代代相传的“秘术”。

这不是个人的愚蠢，而是一个封闭的知识系统在面对降维打击时的悲惨“应激反应”。

说了这么多背景，抗战时期到底有没有确凿的例子呢？

直接记载某村某妇摆“阴门阵”的官方战报，当然不可能有。

但在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亲历者回忆录和人类学调查中，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比如，在一些关于华北“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武装的记述中，就提到过法师在做法后，会让队员喝下“符水”，或身上贴着符咒，声称可以“闭住枪炮”，让子弹打不穿。

这其实是“阴门阵”的一种变体，核心逻辑都是试图用超自然力量对抗物理规律。

更普遍的情况，发生在日军扫荡时的瞬间。

有回忆录提到，在鬼子进村抢掠时，有的妇女会故意把月经带等物晾晒在最显眼的地方，甚至扔向日军士兵，以此作为一种羞辱和驱赶。

在当时的语境下，这对深受神道教影响的日本兵，也确实可能产生一定的心理威慑或厌恶感，从而为家人乡亲争取到一丝可怜的逃跑时间。

我们需要理解，对于这些身处最底层的妇女而言，她们的身体，在那一刻已经不属于个人荣辱的范畴。

在家国破碎、武力尽失的绝对劣势下，她们能动用的“武器”，只剩下自己的身体和与之相连的那套古老的、被侮辱的禁忌文化。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无声的、也是最终极的悲剧性抗争。

它抗争的不是几个日本兵，而是压垮她们整个世界的、无法理解的命运。

故事讲到这里，你可能心里五味杂陈。

一方面，你觉得这种行为荒诞不经，甚至感到不适；

另一方面，你又能深切地体会到那种渗入骨髓的绝望和无奈。

那么，我们今天回过头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阴门阵”这类现象？

第一，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到何等地步。

第二，它揭示了民间记忆的顽强与扭曲传承。

第三，它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抗争”。

参考资料：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清实录》中相关时期的皇帝谕令及大臣奏折；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古籍出版社； 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文史资料选辑》中关于抗战时期社会百态的回忆文章；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相关历史学者关于民间信仰与社会心态的学术论文及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