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林徽因在陕西罕见留影，皮衣配牛仔裤，新潮中透着干练

1934年，陕西耀州那边春天一出来，风有点干，土有点黄，老城墙外那块坡地全是小野花，开得乱七八糟。

林徽因就站在那片花堆里，穿一件深色皮衣，下面是条直筒牛仔裤，裤脚有点卷起来，脚上是磨得发白的短靴，头发扎得干干净净，人瘦瘦的，整个人看起很利落，那照片一拿出来，现在好多年轻人看了都要说一句：这风格不落伍。

当时她来耀州，不是来耍的，是跟梁思成一帮人跑来量老建筑的，背上挎个布包，里面塞着卷尺、小本子、铅笔，天天爬城墙、钻庙檐子。

陕西那边风大，城墙边灰全往人脸上糊，她抬头盯着木雕，灰往眼睛里进，她就抬手一抹，继续看。

当地工匠看她是个女的，以为撑不住，心里还嘀咕：这么瘦一小姑娘，扛得住不？

结果人家一天爬下来，晚上还在煤油灯下画图，画到手上都是墨印子。

这个人从小条件是好，家里在福建那边算书香门第，小时候在上海念书，穿的是洋裙，吃的是点心，生活不愁。

换言之，按一般老话讲，她完全可以在家当个太太，琴棋书画混一辈子也行。

她爸想法不一样，1920年带她跑去欧洲，看建筑、看画展，住在伦敦一户女建筑师家里，她天天跟在别人屁股后头看图纸，看多了，脑子里就认下这个活路。

反正她那时候就认准：以后要搞建筑，不晓得别人怎么想，她是拧起来了。

过两年跑去美国，和梁思成一起去宾大，本来两个人一起报建筑系，结果学校死板，只收男的，林徽因直接被卡在门外，只能去学美术。

这个事要放在现在，估计早上网吵翻天了。

她当时就没认输，白天在美术系上课，空下来的时候跑去蹭建筑课，老师一开始还以为她就是来凑热闹，后来发现作业交得比美国男生还齐，图纸画得一点不糊，成绩排前头，慢慢话就少了，说不准心里都在打鼓。

她跟梁思成感情那块，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两个人在北京认识时算门当户对，一个是林长民的女儿，一个是梁启超的儿子，亲戚朋友都觉得合适。

中间夹着个徐志摩，外面八卦挺多，其实真到了她身上，她就是照样上课、照样写诗。

后来在渥太华办婚礼，她不爱那套白纱，又没现成中式礼服，干脆自己动手画图，做一套“东方式”的礼服，加个头饰，现场亲戚朋友一看都愣一下，这种折腾劲，说真心的，当时国内女孩子里是不多见的。

再说回耀州那张照片。

那会儿她已经在东北大学教过书，当过建筑系里唯一的女老师，还被学生背后喊“林先生”，东北那边口音一叫，挺有意思。

九一八之后形势一下变了，夫妇俩从东北撤出来，跑到中国营造学社，从此就开始全国到处晃，十五个省，两百多个县，一年四季不是在路上就是在路上准备。

住的地方从小旅店到破祠堂，冬天被窝都是潮的，陕西这趟算条件还行，太阳下来的时候，老城墙那边风吹过来，花香混着土味，人站在那，整张脸有点苍白，说不上病态，就是劳累。

她那条牛仔裤，其实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工装裤，不是现在商场里那种花里胡哨的款式。

裤子在路上经常蹭石头、蹭木梯子，膝盖处有小小的磨痕，缝线有点开，她自己晚上拿针线缝上，缝得不算细，能穿就行。

对她来说，那件皮衣、那条裤子就是工作服，方便爬上爬下，不是为了拍照凹造型的。

很多人后来一看这张照片，就容易往“民国女神”“一代才女”那边想，帽子往她头上一扣，其实她自己忙得都没空想这个。

她在抗战大后方咳得睡不着觉，肺不好，冬天潮气一重，人整晚在床上翻身，医生让她休息，她还拖着身体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稿，参加北京市都市计划的会，开会的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晓得她自己心里有啥打算，反正她是没给自己留什么退路。

她1955年走的时候才51岁，梁思成给她设计墓碑，只刻了“建筑师林徽因墓”七个字，其他那些“才女”啊、“名媛”啊、各种称呼一个没写。

外人看了有的人觉得可惜，有的人觉得刚刚好，说不准哪个更贴近她本人的意思。

只是很多年后，那张耀州花地里的照片被翻出来，一代又一代的人盯着她那条牛仔裤和皮衣，讨论她的穿搭，她当年在陕西风里蹲在地上量尺寸的身影，反而没多少人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