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区分犹太人，只需扒裤子看，拿尺子量？犹太人身体有啥秘密

1939年，德国街头的冬季风很冷。巡逻的士兵穿着厚重军服，神情漠然地打量着来往的人。有个男孩避开了士兵的视线，缩着脖子走过斑马线，他左臂袖口处缀着那枚刺眼的黄色六角星。不少人投来目光，更多人装作没看见。这只是起点，列车远未到站。

同一时间，柏林咖啡馆中传来收音机的低语。希特勒的声音被无线电反复播放，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激烈。政策一条一条加码，最先是剥夺职业资格，渐渐连商店门口的踏垫也换成了“犹太人不得入内”的标语。法兰克福街头，商贩窃窃私语，有人敢投以恶毒眼神，有人只是在犹豫，该不该揭发邻居？气氛压抑到让人喘不过气。

1933年，希特勒成为总理，德国人的希望与危机同在。有人觉得他会让国家更强大，有人则被恐惧淹没。犹太家庭的长者不再出门，孩子们只能在窗后偷偷看街景。母亲们担心一开门会不会进来一个警察，或许，危险已近在咫尺。有个记者后来在日记里写，被逼带上标志的感觉，比冷空气还让人打冷战。

那枚黄色六角星真的划清了界限？不少德国人热衷于举报，有的因为信仰不同，有的因为楼上的吵闹声，有的干脆就是为了自保。数据显示，德国纳粹的举报系统编织了一张大网。据波恩大学2018年出版的研究报告，仅柏林一年收到了两万多条相关举报线索。大多汇总后成了一串冷冰冰的数据，最终延伸到集中营的名单上去了。

有时候，区分的方法荒诞得令人想笑。士兵们戴着尺子，凑近被怀疑者的鼻子，小心翼翼地测量，不听任何解释，似乎真的相貌能够决定生死？也有人提议直接脱裤子检查，据悉，这办法源于犹太男孩自幼进行的割礼传统。纳粹士兵在街头让人解下裤子，只要有割礼痕迹，大概率就被认定。完全没科学依据，但他们的决心只怕不是科学驱动的。

但是问题又来了，不是所有被剥夺权利的人都有这种痕迹。有德国医生曾在回忆录里回忆，很多患儿幼年因为疾病也会有类似症状，甚至不少德国基督教徒也接受了包皮环切术。历史档案显示，这样的误判并不少见。士兵们却并不关心事实，检查过后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就成了犹太人？”有人愤怒，有人绝望，有人麻木地“配合”，甚至希望多活一天。

恐慌就此蔓延，有人藏到教堂地下室，有人伪造身份证。德国人口普查档案显示，1941年后的柏林犹太人口骤减，从十几万骤降至不足两千。据国际红十字会1995年报告，整个德国内部转送、屠杀和劳改营系统总共消耗了巨额人力物力，只是大部分幸存下来的记忆都被历史洪流冲淡。

纳粹用暴力实施区分，借助邻里举报，也靠血统登记册，但更多还是人心的冷漠与无助。关于鼻子的说法，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2017年的研究团队通过比对欧洲和中东地区上万份人像发现，根本不存在犹太人与欧洲其他民族“平均鼻子尺寸显著大”的结论。那么这项“量鼻子”的操作，只是道荒诞的玩笑？还是一场基于偏见的联想？

有些犹太人其实长相极其普通，甚至比德国人更德国。有一位叫汉斯的中学数学老师，仅仅因为被邻居举报信仰犹太教，就在某天清晨被士兵带走，他的学生只在课桌夹层里找到了那枚遗失的粉笔。信仰，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其实很多犹太家庭早已不守旧例，但在文件上，他们依然是被标记的对象。

犹太人之所以成了重点目标，并不只是种族缘故。历史里有太多缠绕的因果。查阅《论犹太教与犹太人、犹太历史的关系》论文可知，这一民族两千年前被罗马帝国驱逐，传说里又因“导致耶稣被钉十字架”长期受到舆论敌视。欧洲大陆的主流，经历了千年基督教影响，逐渐形成“犹太人是异类”的印象。也许长期流浪欧洲、不断迁徙，使得犹太人只能在社会边缘生存。

但一件事得承认，犹太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实在金融、商业领域活跃得出奇。看看当时的德国，几大银行背后都有犹太知名家族。也有历史数据支持这个说法，比如1913年柏林银行业50%以上的股东为犹太人，“德国企业年鉴”有详尽记载。不是每个犹太人都在经商，但经济界的头部都留下了他们的姓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一落千丈，失业、通胀、赔款压垮了所有普通家庭。辛特尔广场的老百姓排着队换面包票时，偶然看到对面小胡同的面包铺明亮整洁，外籍老板腰系白围裙在柜台后热情地招待。有人忍不住腹诽，这家伙是不是又在囤货涨价？其实很多真正投机倒把的商人反而并不是犹太人，可民众在愤怒和悲伤中很容易找替罪羊。

希特勒的宣传找到了突破口。“犹太人是罪魁祸首”，一个口号就能让几十万人对斜对面老邻居咬牙切齿。就连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也可能明里暗里举报自己的好友只是因为他信错了宗教。有时候人心远比政策还可怕。

但回头想想，纳粹杀戮犹太人的极端行为真的只是因为他们信仰、习俗不同吗？没有那么简单。战争需要动员，敌人需要塑造。希特勒利用极端民族主义，用仇恨集结并操纵社会情绪。他在1935年纽伦堡集会上公开发布“二等公民法”，本意是排除异己，然而最后，问题远远超过了民族隔阂。

那段时间，有人富有，有人哭泣，大部分人什么也做不了。被害的犹太人，有医生、有老师、有普通的鞋匠，他们的名字后来成了冰冷的统计数字。联合国犹太人口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显示，约600万犹太人在屠杀中丧生，全球犹太人口三分之一灰飞烟灭。偶尔会想，如果有人在邻居拉开门时多一句关心，结局会不会不同？

但转头看看大屠杀证据，有毒气室的照片，有成堆的鞋子，有一册册难民登记薄，真相已经不能再模糊。纳粹党卫军有过一瞬迟疑吗？恐怕没有。太多行动都只是例行公事，一摞文件交到案头，一批列车驶向远方，没有谁关心，那张列车票上，是不是自己的亲戚？

有些历史学家说，德国民众并没有全体支持希特勒，但大部分人碍于环境和压力，选择了沉默。有些人支持纳粹的政策，讨厌犹太人甚至觉得“剥夺他们权利很公平”。但也有不少德国人偷偷帮助犹太邻居离开、藏身、换证。用现在的话说，也是“普通人为数不多的温柔”。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种粗暴的区分和拒绝可以发生在20世纪的欧洲城市，一切看上去都理性又有秩序。但哪怕是理性，在恐惧压力下也一次次沦为工具。

不过，这场浩劫带来的，不只是民族和宗教的分裂，还有信任和道义的摧毁。希特勒后来自杀，那时他是否后悔不重要，关键是，无数生命已经无从挽回。

欧洲至今很多城市还有留存的“绊脚石”，那是一块块带有名字的铜牌，铭记着被杀害的犹太居民。街头依然有穿着大衣低头走路的人，只是没有了黄色的六角星。德国政治公开档案中那些盖着红戳的机密文件，多少年过去了，也终究挡不住人们回望那段过往。

可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对异类的害怕，有时会大到吞没一切。

今天我们回看那一段历史，只剩下无数零碎证据和未完的对话。和平总是比战争好得多，这不用谁来强调。在世间大大小小的广场、车站、人群熙攘处，总有人习惯了不声不响地低头快步走开，也许牢记，也许遗忘。但历史的叹息谁都听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