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后的两位伟人，大棉袄大棉裤，谁能想到，他们让中国改天换地

受到三国演义等话本小说的影响，中国古代开创王朝霸业的开国君主、历史枭雄，这些人往往都是两两成对，主公谋臣相互配合成就大业。但在曾经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一对足以超过任何处朝代的创业团队的组合——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主席和周总理是我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两人相濡以沫，既是战友也是知己。他们从长征的草地上搭伴成队，在到抗战中的风雨同舟，以及后来十年特殊时期的共同进退。几乎是一生在我党的历史上书写了为人民服务的壮丽篇章。尽管后期理念可能不同，但他们都做到了和人民站在一起，直至生命的尽头。

那么作为我党历史上可以说是棉袄配上棉裤的组合，他们是怎样相识？又是怎样凭借着彼此的智慧与力量，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力挽狂澜的呢？

其实长久以来大家一直存在着误解，许多影视剧中我们都会看到周总理辅佐着教员工作，好像是教员的形象更年长更成熟一些。但在我党历史早期，周恩来的发迹与在党内的地位要更比同时期的教员高得多。

1925年，周恩来从欧洲留学返回后，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提升，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同时，也是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我党在军队内最早的党政制度的确立也是由周恩来主导建立的。这使整合思想的国民党北伐军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潜力，也为我党日后军队改革的建设提供了先例。

而同时期的教员即便是拥有参加过第一次党大资历在，却因为过于激进的性格和言论，在党内屡遭碰壁。两人在党内不能说是不相干，只能说是相距甚远，即便是在反革命政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后，两人的工作也是很少有交际。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反革命政变爆发。受到重创的党中央，经过几次重组后，搬迁到了上海工作。作为中央特科的领导人，周恩来带领地下党开始隐蔽工作，谋划各地的武装起义。而教员本人则回到了湖南领导武装斗争。

两个人的轨迹仍旧是相隔万里，如果没有顾顺章叛变的事情，恐怕中国的党中心会一直保留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历史也会被改写。

可就在1931年，作为我党特科重要人物的顾顺章，于汉口被捕。随后顾顺章叛变党组织，出卖情报成为了叛徒。因为顾顺章的地位和职务在我党内太过重要，他叛变后对于我党在上海的地下核心将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件事情发生后，上海党组织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周恩来与教员终于才算是碰了面。

顾顺章的叛变改变了很多东西，在他的指认下许多的同志被抓捕杀害，中央与东北杨靖宇领导的抗联之间的联系桥梁中断。但这也改变的了很多事情，远离苏区的中央回到根据地，开始在第一线领导农民运动，并且在日后那场关键的会议上结束党内的分歧。

最重要的是，两位同时代能力顶尖的领导者因此走到了一起。

中央抵达苏区后，爆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以王明为首的出国派开始掌握军队和苏区的指挥权。在他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红军走了不少的歪路。这种对苏联斗争模式和制度的照搬让我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损失惨重，不得以中央红军选择战略转移，也就是后人眼中的“长征”。

其实这里仍然存在一个误区，人们总会将当时军事上的失误归根于由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但要仔细看过当时的党内最高三人组的职务后，就会清楚军事指挥上的事情周恩来也牵扯在其中。

在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就参加过东征战斗，还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与军队的接触更广，相关的军事经验理应十分丰富。可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指挥上的失误，让他并不擅长军事的一点暴露出来。

其实周总理在我党历史上一直都是十分优秀的人，从广州时期的政治到上海地下情报特科的组建，甚至是建国后的外交和经济。无论哪一方面他都是样样精通，但要讲到军事指挥他就褪色了不少。

在长征开始后，经历湘江血战，中央红军已经严重减员。博古等人仍旧坚持向东与红二方面军汇合，可这几乎不可能，国军已经在途中设下埋伏。教员看着日益受损的红军队伍，拥有同时期顶级战略头脑的他已经预感到接下来危局。如果不做出战略上的改变，那么中央红军会被消灭在长征途中。一辈子不擅长政治斗争的他，开始重新审视如今党内的政治格局。

而军事上的一系列惨败让周恩来不得不重新审视军事方针上究竟是否正确。尽管博古等人仍在坚持按照左倾路线走，但党内的反对声已经此起彼伏。周恩来也开始寻找另一种战略思想路线。当晚毛泽东敲响了他的房门，就这样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正式结为了政治盟友。

从湘江突围后，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总结失误。当时已经意识到军事错误的周恩来在会议上总结经验，果断的选择站在教员的身边，支持对方的观点。也正是因为周恩来的支持，会议上选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层。两位同时代的巨人终于走到一起。

遵义会议后，党的核心领导班子初步成型，虽然仍就是“三人组”，但在最为关键的两人已经来到历史的轨道上，中国共产党党将在他们的领导下接受历史赋予的使命，将亿万同胞从旧社会的泥潭中拯救出来。

中央团队确立之后，开始应对眼下危局。教员在赤水河一带数次分兵转进，愣是用着神一般的操作将红军带出死地，得以摆脱敌人追击安全北上。在这期间，周恩来见证到教员身上的巨大军事才能的同时也充当了组织党内力量的角色，也许是起初的教员并不擅长政治斗争，又或者教员耿直冲动的脾气仍然存在，步入党领导层的他受到过很多次的反对。

周恩来则像是润滑剂一样平衡着双方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中国因为教员才会燃起革命之火，但也正是因为有周恩来这股火焰才没有将一切烧成灰烬。

红军北上延安后，教员终于带着我党走出困境，开始扎根于陕北领导中央工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展开后，周恩来的则借助昔日在国民党内部的声望充当二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远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在外交上崭露头角。两者一人在南，一人在北，撑起了我党在抗战时期的格局。

毛主席利用空暇时间整合党内思想，纠正以往的左倾错误，并在当时中日两国正面战场陷入拉锯的同时，提出了游击战和持久战的战术、战略方针，指明未来前进的道路。

而作为对外维护国共合作的周恩来，则在合适自己的岗位发挥才能，利用媒体、报纸等渠道与外界沟通，维护我党利益支援前线抗战。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府内部迎来了反共高潮，受到这样影响下，毛主席从大局出发提出武装对抗，但不宜激化矛盾的方针。周恩来利用媒体和与国外记者接触的机会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将这场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双方一南一北的配合，让人几乎看不清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亲密无间的战友，还是言听计从的上下级，又或者是彼此知根知底的知己。

抗战结束后，历经重庆谈判的周总理回到延安，从此长期与主席一起工作，没有分开过。对于解放战争中的军事，总理在外交和经济建设上的投注更多。主席仍是在军事上十分擅长，三大战役后大局已定。主席把土改和社会改造当成革命的首要任务。

新中国的任务是要将那些旧时代的被折磨成鬼的人获得新生。作为教员最亲近的战友、老伙计，周总理一个人对内到经济建设，对外到外交谋略，几乎是每个领域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他明白自己的任务，更清楚教员的想要的是什么。一个崭新告别旧时代的新生的人民政权。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教员和总理竟然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办了无数件大事。这种效率放到现在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存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再到求同存异后不结盟国家的欢呼。

在建设社会主义期间，尽管遇到不小的困难，但他们始终能深入基层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进退。哪怕是在特殊时期，两人之间的合作信任也没有褪色。往往都是一个眼神就能清楚对方所想的是什么。然而，历史是会前进的，没有人能一直停留在温馨美好的一刻，这对相濡以沫几乎半个世纪大棉袄和棉裤，终于迎来的分别的时刻。

1974年，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身体情况恶化，被迫住院休息。国家事务也交给了刚刚复职归来的邓小平处理。

在他病发的半个月前，这位年迈的老人最后一次与相逢半升的战友毛泽东见面。两人都是相视无言，也许是长期以来的依靠，仅仅是一个眼神就懂对方要说什么，短暂交流后总理离开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过。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病逝，这位教员最亲密的战友走在了他前面。毛主席得知后，上了年纪的他坐在椅子上哭泣，嘴里喃喃自语说着“恩来……恩来，我也走不动了。”

同年九月，主席也相继离世，一个伟大的时代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