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思：当年到东北插队落户，我遭遇过被大嫂们扒裤子的尴尬

知青追思：当年到东北插队落户，我遭遇过被大嫂们扒裤子的尴尬

那个破旧的行李箱至今仍摆在我家阁楼上。

每当我看到它，就会想起1969年初冬那个飘着雪花的日子，想起我背着它踏上北去的列车。

那年，我刚满十八岁，怀揣着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成为千千万万知青大军中的一员，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火车摇晃了三天两夜，窗外的景色由南方的青山绿水逐渐变成北国的白雪皑皑。

同车厢的几位同学一路上有说有笑，唯独我沉默寡言。

这不是我的性格，而是因为我心里装着一个沉重的秘密——我是家中独子，父亲是纺织厂里的普通工人，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元，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吃药，我的离开对他们打击太大。

临行前夜，我偷偷看到父亲在煤油灯下数着为我准备的那点可怜的盘缠，眼角有泪光闪动。

那一刻，我恨不得立马逃离这趟北上的旅程，可时代的洪流不容我有半点犹豫。

列车上，我认识了几位和我一样前往黑龙江的知青。

一个叫王明的男孩特别开朗，一路上讲着各种笑话，试图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

＂喂，愁眉苦脸的，来根烟？＂他递给我一支＂大前门＂，我摇摇头婉拒了。

＂别担心，咱们这是建设边疆，不是去受罪。＂王明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了，东北姑娘水灵着呢！＂

周围人都笑了，唯独我勉强扯了扯嘴角。

十二月的黑龙江，寒风刺骨，气温已降到零下二十多度。

站在哈尔滨站台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南方带来的棉袄在这里薄得像纸一样。

我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双山县太平公社东升大队。

村子不大，七十来户人家散落在一条冰封的小河两岸。

村口一棵老榆树下，几位老人正坐在那里闲聊，看到我们这群城里来的娃娃，纷纷站起身来打量。

一位大约六十岁的老人走过来，自我介绍是大队长王树林。

他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沟壑，浓密的眉毛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一股朴实的善意。

＂刘长河，以后就在咱们村安家了。＂王大队长看了看我的介绍信，把手搭在我肩上，＂走，领你去见见你的房东。＂

一路上，王大队长向我介绍着村里的情况。

东升大队有一百多劳动力，主要种植水稻和大豆，去年的粮食产量创了历史新高。

听着这些，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至少这个地方不算太穷。

我被安排住在村东头陈家。

陈福寿今年四十出头，是村里的老农，他媳妇赵桂英比他小两岁，一对儿女都已上学。

陈家的房子是东北典型的＂干打垒＂土坯房，外面看起来破旧，进到屋里却格外干净整洁。

屋子中间是一个大炕，炕上铺着厚厚的稻草，上面盖着一层褥子。

＂长河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赵桂英大嫂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麻利地张罗着晚饭，＂别拘束，想家了就把这儿当家。＂

她的话让我心里一暖。

这是离开家的第三天，第一次有了一丝踏实感。

晚饭很简单，玉米面饼子配咸菜，还有一小碗稀粥。

在南方，这样的饭菜我可能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但此刻却吃得格外香甜。

饭后，陈叔拿出一个破旧的铁炉子，生起了柴火。

屋里顿时暖和起来，我这才发现，东北的冬天比我想象的更冷。

＂明儿个你先歇着，后天跟我去地里看看。＂陈叔搓着粗糙的大手说道，＂咱们这里冬天有的是活儿，你得慢慢适应。＂

那一夜，我躺在陈家为我准备的小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远离家乡的孤独。

我悄悄掏出随身带来的家人照片，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了又看，直到睡意袭来。

适应农村生活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第一次下地干活，我就闹了个大笑话。

那天是去地里铲雪，我穿着南方带来的单薄棉衣，没走多远就冻得直哆嗦。

手指僵硬得几乎握不住铁锹，鼻涕都结成了冰。

陈叔见状，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旧棉袄给我穿上。

＂城里娃娃，皮嫩着呢。＂他笑着说，眼里却满是关切。

铲雪看似简单，实则讲究技巧。

我蛮干了半天，不仅没铲多少，还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汗水很快就在冷风中结成了冰珠，我的鼻子和耳朵冻得通红。

村里的小伙子李铁柱看不下去了，过来教我如何省力地铲雪。

＂不是用蛮力，要讲究角度。＂他一边示范一边解释，＂就像下棋一样，要想三步走。＂

我不解地看着他，心想铲个雪还能和下棋扯上关系？

＂你看，先从这边切入，利用雪的重量，然后顺势一推，省一半力气。＂

在李铁柱的指导下，我逐渐掌握了技巧，虽然速度还是比不上村里人，但至少不再那么狼狈了。

晚上回到陈家，我的双手已经冻得没有知觉。

赵桂英大嫂见状，赶紧拿来一盆温水，让我泡手。

＂傻孩子，怎么不戴手套啊？＂她心疼地说。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不想告诉她我确实带了手套，只是南方的手套在东北的寒冬里形同虚设。

赵桂英大嫂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第二天就给我拿来了一副厚厚的棉手套。

＂这是去年给我家老陈做的，他嫌不好看没戴几次，你将就着用吧。＂

我接过手套，感到一阵暖流涌上心头。

真正让我难忘的是第一个冬天的洗澡经历。

南方人习惯了勤洗澡，可到了东北农村，冬天洗澡简直是一种奢侈。

村里人大多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而且是在公社的澡堂集体洗。

第一次去澡堂，我跟着陈叔和村里几个男人一起去的。

那天天气特别冷，零下三十多度，呼出的气都能结成冰。

我们步行了近三里地，才到达公社的澡堂。

澡堂是个低矮的砖房，里面热气腾腾，墙上的水汽都凝结成了小水珠。

脱衣服时，我有些尴尬，毕竟从小到大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赤身裸体过。

可村里人却毫不在意，边脱边聊，好像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

我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隐私，动作扭扭捏捏。

＂城里小子，有啥好害羞的！＂李铁柱的父亲李大叔大声笑道，＂都是爷们儿，谁还没那玩意儿啊？＂

一屋子人都笑了起来，我的脸顿时红到了脖子根。

好不容易挨到洗完澡，我以为尴尬结束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回村的路上，我们几个浑身热乎乎的男人走在雪地上，突然遇到了村里几位大嫂。

她们看到我们从澡堂出来，不知谁起了头，嚷嚷着要给我这个＂南方小伙子＂接风洗尘。

＂听说南方人个个细皮嫩肉，让俺们开开眼！＂

话音未落，几位大嫂已经笑闹着围了上来，其中两个人居然要来扒我的裤子！

我吓得魂飞魄散，拼命护着裤子后退，一不小心踩到冰面上滑了一跤，直接坐在了雪地上。

＂哎呀，可别冻坏了城里小伙子的宝贝疙瘩！＂一位大嫂笑得前仰后合。

我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正当我手足无措之际，赵桂英大嫂及时出现，挡在了我前面。

＂都别闹了，孩子刚来不习惯，别吓着他。＂她语气虽然温和，但态度坚决，那几位大嫂这才作罢，嘻嘻哈哈地散去了。

回到家，我羞得几天不敢出门，连饭都是陈叔送到炕上吃的。

陈叔却开导我说：＂东北人就这性格，热情豪爽，没啥坏心眼。她们逗你玩呢，你要是躲着不出门，反而让人觉得你瞧不起他们。＂

赵桂英大嫂也劝我：＂在咱们这儿，男女之间开点玩笑很正常，城里可能规矩多，但农村没那么多讲究。＂

陈叔和赵桂英大嫂的话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融入这个集体，首先要理解并接受这里的文化和习俗，而不是一味地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

于是，我鼓起勇气，第二天就跟着陈叔去参加村里的劳动。

冬天的东北农村并非无事可做。

清晨，我们要去田间铲雪，把雪堆在稻田的田埂上，既可以防止土壤过度冻结，又能在春天融雪时为稻田提供水分。

白天，我们要去生产队的仓库筛选来年的种子，或者修理农具，为春耕做准备。

晚上，村里人常常聚在一起编织筐篓或者搓草绳，这些都是来年农活必不可少的工具。

日子虽然辛苦，却也充实。

慢慢地，我开始喜欢上这种简单而又规律的生活。

每天清晨，随着公鸡的啼叫声起床；白天，跟着村里人下地干活；晚上，围坐在火炉旁听老人讲故事。

我也渐渐适应了东北人的直率和豪爽。

那次＂扒裤子＂事件过后，村里人反而更喜欢我了，常常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

春天来临时，东北大地逐渐解冻，万物复苏。

跟着陈叔学了大半年农活的我，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春耕时节，我第一次独自驾驭马拉犁在地里开垦。

马儿似乎感觉到我的生疏，总是不听使唤，犁沟歪歪扭扭的。

村里人远远地看着，有的摇头，有的偷笑。

这时，已经六十多岁的老支书张忠义走过来，二话不说接过我手中的缰绳，熟练地指挥着马儿，犁出了一条笔直的沟。

＂小刘啊，干农活要跟动物交朋友。＂老支书语重心长地说，＂马儿有灵性，你怕它，它就不服你；你信任它，它就会帮你。＂

在老支书的指导下，我很快掌握了驾驭马拉犁的技巧。

那天下工回家，我的脸和手臂被太阳晒得通红，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自豪。

春耕过后，便是插秧的季节。

东北的水田和南方不同，由于气温低，水稻秧苗必须先在温室里培育，等到五月中旬才能移栽到田里。

插秧是个技术活，要保证秧苗的根部牢固地扎在泥土中，又不能伤害幼嫩的茎叶。

第一天下田，我笨手笨脚地插了半天，才完成别人三分之一的工作量。

腰酸背痛不说，插的秧还歪七扭八，被队长直接要求返工。

我满身泥水地回到岸上，心里既委屈又懊恼。

就在这时，村里十六岁的小芳悄悄走过来，递给我一条干净的毛巾。

＂城里来的哥哥，第一次都这样，别灰心。＂她小声说，＂我教你个窍门，插秧时膝盖要弯，手腕要直，像这样...＂

小芳蹲下身子，示范了几下插秧的正确姿势。

在她的指导下，我很快掌握了要领，下午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

夏天的东北农村，最忙的就是除草和防虫。

水田里的杂草生长得特别快，如果不及时清除，就会影响水稻的生长。

除草是最辛苦的活儿之一，整天弯腰在水田里摸爬滚打，手被草叶划得全是细小的伤口，背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疼。

但奇怪的是，村里人干活时总是有说有笑，丝毫不觉得苦。

＂小刘，听说你会唱歌，唱个听听呗！＂李铁柱在田间朝我喊道。

＂是啊是啊，听说城里知青都会唱歌跳舞！＂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我不好意思地清了清嗓子，唱起了《我的祖国》。

歌声在田野上回荡，村里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认真地听着。

一曲终了，大家都鼓起掌来。

＂小刘唱得真好听，比收音机里的还好！＂赵桂英大嫂由衷地赞叹。

从那以后，每次集体劳动，我都会被要求唱上几首歌，成了村里的＂文艺骨干＂。

秋收时节，是一年中最忙碌也最欢乐的时期。

金黄的稻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茎秆，预示着丰收的喜悦。

收割、脱粒、晾晒，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全村人齐心协力。

那年的秋天特别好，天气晴朗，没有一场雨来打扰收获的进程。

我们村的粮食产量创了新高，比去年增产了百分之十五。

为了庆祝丰收，村里举办了一场简朴而热闹的庆祝会。

自制的高粱酒，香喷喷的大饼，还有难得的猪肉炖粉条，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最喜欢的时光是冬天的夜晚。

东北的冬夜漫长而寒冷，村里人喜欢聚在一起＂拉家常＂。

陈家的火炉旁常常坐满了人，大家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天南海北地聊着。

有一次，话题转到了我这个＂南方来的知青＂身上。

＂小刘啊，你们南方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住楼房？＂村里的年轻姑娘小芳好奇地问。

＂不是的，我家就住在平房里，比你们这还破呢。＂我如实回答。

＂那你爹娘让你来这受苦，心里得多难受啊。＂赵桂英大嫂叹了口气。

我没有回答，只是低下了头。

其实，这正是我心中最大的愧疚。

来到农村半年多，我只给家里写过两封信，字里行间都是报喜不报忧。

可我知道，父母肯定担心得睡不好觉。

＂想家了吧？＂陈叔看出了我的心思，＂明儿个去给你爹娘寄封信，告诉他们你在这过得挺好。＂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书，详细描述了村里的生活，还特意提到了陈叔一家对我的照顾。

写完信，我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

第二年春天，村里组织了一次篝火晚会，为即将到来的播种季祈福。

那天，全村人都聚集在村中央的空地上，围着一堆高高的篝火唱歌跳舞。

我本想安静地待在一旁，却被村里人硬拉了出来。

＂城里来的，肯定会唱好听的歌！＂李铁柱起哄道。

被众人起哄，我只好清了清嗓子，唱起了一首《南泥湾》。

歌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村里人都安静下来听我唱完。

一曲终了，掌声雷动。

＂小刘唱得真好听！＂赵桂英大嫂由衷地赞叹。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虽然我来自南方，说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但在这个小山村里，我已经被接纳为他们中的一员。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东升大队已经一年多了。

这一年里，我不仅学会了各种农活，还改变了自己的性格。

从前那个内向、胆小的南方男孩已经变成了一个坚强、开朗的农村青年。

我不再害怕寒冷，不再惧怕劳动，甚至能在东北的大雪天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跑上几里地而不觉得冷。

村里人都说我＂东北化＂了。

第二年夏天，村里迎来了一批新的知青。

看着他们拖着行李，怯生生地站在村口，我突然想起了一年前的自己。

我主动上前，帮他们扛行李，给他们介绍村里的情况。

＂别怕，这里的人都很好，很快你们就会习惯的。＂我笑着对一个瘦弱的南方男孩说。

男孩怯怯地点点头，眼睛里闪烁着与一年前的我相同的迷茫和恐惧。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陈叔和赵桂英大嫂当初对我的关怀。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去看望那些新来的知青，教他们农活的技巧，帮他们适应东北的生活。

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老大哥＂，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在东升大队已经待了两年多。

这期间，我不仅学会了各种农活，还担任起了村里的扫盲教师，教那些没上过学的大嫂们认字。

每天晚上，村委会的小屋里都挤满了想学习的村民，他们虽然年纪大了，学习起来却比孩子还认真。

赵桂英大嫂是我最用心的学生之一。

她常说：＂我这辈子没念过书，就想认识几个字，能看懂儿子的课本。＂

看着她在灯下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字，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赵桂英大嫂在偷偷练习写一封信。

＂大嫂，您写信给谁呢？＂我好奇地问。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给我娘家的妹妹写呢，告诉她我认字了，以后可以常通信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知识的力量，也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教育机会。

第三年冬天，村里迎来了一件大喜事——通电了！

当第一盏电灯在村委会亮起时，全村人都沸腾了。

老人们围着电灯啧啧称奇，孩子们兴奋地跳来跳去，就连平时最稳重的陈叔也激动得直搓手。

那天晚上，我和陈叔一家围坐在新装的电灯下，感觉整个世界都亮堂了起来。

＂小刘，你看，咱们村也进步了！＂陈叔满脸自豪地说。

赵桂英大嫂则忙着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

村里人都在讨论着有了电后要做什么：有人想买收音机，有人想买电风扇，还有人憧憬着将来能看上电视。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曾经在我眼中如此陌生的地方，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不再是那个初来乍到的南方知青，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份子，与这里的人们一同经历着时代的变迁。

1973年夏天，我收到了一封家信，信中说母亲病情加重，希望我能回去看看。

拿着信，我心急如焚，立刻去找大队长请假。

＂家里有困难，当然得回去。＂王大队长二话不说就批准了我的请假申请，还特意嘱咐我：＂路上小心，有啥需要帮忙的就说。＂

临行前一晚，陈家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饭桌上，赵桂英大嫂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一边夹一边叮嘱：＂到家好好照顾你娘，别忘了给我们写信。＂

陈叔则悄悄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二十块钱：＂路上花，别跟我客气。＂

我知道，这二十块钱对陈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当时，陈叔一个月的工分也不过三十多块钱。

我想推辞，陈叔却坚持要我收下。

＂你在咱家住了这么久，就跟我亲儿子一样。＂陈叔朴实的话语让我鼻子一酸。

第二天一早，全村人都来送我。

李铁柱帮我把行李扛到了村口等车的地方，小芳给我送来了她亲手缝的手帕，上面绣着＂早日归来＂四个字。

赵桂英大嫂则塞给我一包她亲手做的干粮，里面有玉米面饼子、咸鸭蛋和她特意蒸的肉包子。

等待大巴车的时候，我突然有种强烈的不舍。

这个曾经让我感到陌生甚至恐惧的地方，如今却让我难以割舍。

那些淳朴的面孔，那些温暖的瞬间，那些共同经历的喜怒哀乐，都已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大巴车缓缓驶来，我背起行囊，向村里人挥手告别。

＂小刘，记得回来啊！＂赵桂英大嫂的声音在风中飘荡。

＂一定回来！＂我大声回应，泪水却不自觉地模糊了视线。

当大巴车驶过村口那棵老榆树时，我回头望去，依稀看到陈叔一家和村里人还站在那里，向我挥手。

那一刻，我明白，无论未来如何，这个小山村都将是我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

我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的。

家里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父亲因为长期操劳，头发全白了，看上去苍老了十岁。

母亲则瘦得只剩皮包骨，整天躺在床上咳嗽。

看到我回来，母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挣扎着要坐起来。

＂别动，别动，＂我赶紧按住她，＂我回来了，好好养病。＂

母亲握着我的手，眼泪不停地流：＂儿啊，你受苦了。＂

我强忍着泪水，摇摇头：＂不苦，挺好的。＂

那一晚，我坐在母亲床边，给她讲东北的故事。

讲那里的雪有多白，讲村里人有多热情，讲陈叔一家对我有多好。

我知道这些话会让母亲安心，但我没有提那些艰难的时刻：没有提冬天冻得发抖的夜晚，没有提饥肠辘辘的日子，没有提被大嫂们＂扒裤子＂的尴尬。

母亲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我回来后第一次看到她笑。

回到南方后，我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为母亲找药看病。

幸运的是，母亲的病并不算太严重，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她的身体逐渐好转了。

在家待了半年后，我决定回到东升大队。

父亲劝我留在城里：＂你已经吃了那么多苦，何必再回去？＂

母亲却说：＂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要拦着。＂

临行前，母亲塞给我一个包裹：＂带给你的陈叔和赵大嫂，是我亲手做的衣服，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

回到东升大队，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却又似乎有所不同。

村里又新盖了几间砖房，田间的抽水机换成了更先进的型号，连村口的老榆树都好像长高了一些。

一进村，我就被熟悉的声音包围了。

＂小刘回来了！＂

＂快看，咱们的知青回来了！＂

赵桂英大嫂跑过来，一把抱住我：＂孩子，你可算回来了，想死我们了！＂

陈叔则站在一旁，嘴上不说，眼圈却红了。

回到陈家，我发现他们把我的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床铺也是新的。

＂我们就知道你会回来。＂赵桂英大嫂说，脸上满是笑容。

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仿佛漂泊的心终于找到了停靠的港湾。

时隔多年，当我再次翻开那个破旧的行李箱，看到里面珍藏的照片、书信和小芳送给我的手帕时，那段在东北插队的岁月便如电影般在脑海中回放。

那里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泪水，有我的欢笑，还有那些曾经让我尴尬万分却又温暖至深的记忆。

如今，陈叔、赵桂英大嫂、王大队长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每当想起那次被大嫂们＂扒裤子＂的尴尬经历，我不再感到羞耻，反而会微笑着摇头，因为那正是东北人质朴热情的一种表达方式。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当地农村的一种特殊＂见面礼＂，专门用来调侃外来的年轻小伙子，表示接纳与亲近。

村里的老人告诉我，这个习俗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源于当地人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热情。

＂城里人来了，总得让他们记住咱们不是？＂老支书曾这样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我的知青生涯教会了我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我学会了在艰苦环境中生存的技能，学会了与不同背景的人相处的智慧，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感恩和坚韧。

那段岁月虽然艰辛，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正如陈叔常说的：＂人这辈子，不经历点风雨，怎么见彩虹？＂

岁月如歌，那段知青岁月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坚韧与温暖。

当面对生活的困境时，我总会想起陈叔的那句话：＂日子就像犁地，一步一个脚印，没有捷径可走。＂

在那个物质匮乏但人情浓厚的年代，我们曾经如此年轻，如此勇敢，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抹亮色。

而今，当我们回首往事，是否还能保持那份面对挫折时的从容，以及对未来的那份纯粹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