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忆：当年到东北插队落户，我遭遇过被大嫂们扒裤子的尴尬

知青追忆：当年到东北插队落户，我遭遇过被大嫂们扒裤子的尴尬

一九六九年冬天，东北的天空灰蒙蒙的，仿佛永远也不会放晴。

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窗外的景色单调而荒凉，只有远处几座低矮的土房和不时闪过的电线杆。

我和其他几十名知青挤在硬座车厢里，人挨人，肩并肩，大家的眼神里既有对未知生活的忐忑，也有年轻人特有的那种不服输的倔强。

那年我刚满十八岁，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

老家在北京，家里兄弟姐妹多，父亲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家境不算富裕。

我名叫周明志，在学校成绩中等，既不是班干部，也不是什么体育明星，就是那种普普通通、混在人群里根本不会引人注目的学生。

响应国家号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我们这些城里娃娃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政治任务，不如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安排。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有些不情愿的，毕竟谁愿意离开熟悉的城市，离开父母亲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可那个年代，个人的意愿往往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从北京到东北的路途遥远，火车走走停停，足足用了三天两夜。

车厢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有赶集的农民，有探亲的工人，还有像我们这样的知青。

有人打牌，有人闲聊，有人望着窗外发呆，也有人抱着铺盖卷呼呼大睡。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色，从北京的高楼大厦，到河北的平原麦田，再到辽宁的工业城市，最后是黑龙江的广袤林海。

风景在变，心情也在变，从最初的不舍，到后来的彷徨，再到现在的期待与恐惧交织。

火车到站那天，黄昏时分，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

迎接我们的是生产队的副队长王大海和几位社员。

王队长四十出头，脸上的皱纹比同龄人多得多，一双手粗糙得像树皮一样。

他穿着厚厚的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棉帽，见到我们时咧嘴笑了笑，露出几颗黄黄的牙齿。

＂同志们好啊，欢迎来到咱们大青山公社红星大队。路上累了吧？走，先回村里安顿下来。＂王队长的声音粗犷有力，那股子豪爽劲儿让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我们被安排在几辆牛车上，坐在厚厚的稻草上，沿着崎岖不平的土路，向村子驶去。

牛车摇摇晃晃，北风呼啸，雪花打在脸上，像细小的针扎一样疼。

我紧了紧身上单薄的棉袄，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它们已经冻得通红，甚至有些麻木了。

这时，一位年长的社员看出了我的窘境，悄悄地递给我一副破旧的棉手套：＂小伙子，戴上吧，东北的冬天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感激地接过手套，笨拙地戴在手上，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从指尖蔓延到全身。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陌生人的善意，也是我对东北这片黑土地的第一印象——严寒中的温暖。

我们被分配到了几户人家暂住。

我和另外两个北京来的知青住进了村里老支书陈德福家。

陈支书年纪大了，已经七十多岁，家里就他和老伴儿王大娘。

他们的孩子早些年去了县里工作，家里的房子显得空荡荡的。

陈老支书是个很有故事的人。

据说他年轻时参加过抗日武装，胸前的弹痕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待人和气，说话不紧不慢，眼睛却总是炯炯有神。

王大娘则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农村妇女，性格爽朗，嗓门大，心地善良。

她见我们来了，立马忙活起来，给我们烧水，铺炕，生火，一刻也闲不住。

＂城里来的孩子，不容易啊！＂王大娘一边忙活一边说，＂看你们一个个瘦瘦弱弱的，得多吃点，多吃点才有力气干活啊！＂

第一天晚上，王大娘特意做了一大锅白菜猪肉饺子。

那饺子皮厚馅大，一个顶城里的三个。

我们三个知青围坐在炕桌旁，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吃一边被辣得直抽气，却又停不下来。

王大娘看着我们的样子，乐呵呵地说：＂多吃多吃，别客气，把咱们东北人的胃养出来！＂

饭后，陈老支书坐在炕头，点起了旱烟袋，慢悠悠地讲起了村子的历史和风土人情。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节奏，像一首古老的歌谣，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其中。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热乎乎的炕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声，想着远在北京的家人，一时间百感交集。

说不想家是假的，可又能怎么样呢？

既来之则安之，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陈老支书去认识村子和村民们。

红星大队不大，也就三四百人，七八十户人家。

村子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风景倒是不错，只是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春秋两季倒是宜人，可惜太短暂。

陈老支书带我走家串户，一边走一边介绍：＂这是李铁柱家，他家的玉米年年都是全队第一；这是张满贵家，他是咱们队上的拖拉机手，技术好得很；这是孙老四家，他家的老母猪一胎能下十二个猪崽子，厉害着呢...＂

我一一点头，努力记住每家每户的特点和人物。

这些信息在以后的日子里确实帮了我不少忙。

过了几天，我们被正式分配到各个生产小组。

我被分到了第三生产小组，组长叫赵铁锤，是个四十来岁的壮汉，膀大腰圆，力气特别大，据说能徒手扛起两百斤的麻袋。

赵组长脾气直，说话不绕弯子，但人很讲义气。

＂小周是吧？听说你念过高中，认字多。不过在这儿，认字多没啥用，得能吃苦，能干活。明天开始跟着小组去地里干活，先熟悉熟悉。＂赵组长拍着我的肩膀说，那只手的分量差点把我拍趴下。

第一次下地干活，我就闹了个大笑话。

那天我们去田里捡石头，准备春天播种用的地。

我以为捡石头是件简单的活，不就是弯腰捡起来，扔到一边嘛。

可实际干起来才发现，这活看似简单，却是体力活中的体力活。

弯腰、直腰、弯腰、直腰，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不说，手上还磨出了好几个血泡。

更糟糕的是，我穿的是城里带来的布鞋，不防滑，在田间小路上一个踉跄，整个人栽进了旁边的水沟里。

泥水浸透了全身，狼狈不堪。

村里的年轻人哈哈大笑，有人喊道：＂瞧瞧，城里来的高中生，走路都不会走！＂

我羞愧难当，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就在这时，赵组长大步走过来，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棉袄披在我身上，然后厉声喝道：＂笑什么笑！谁还没摔过跤？都干活去！＂

那一刻，我对赵组长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就这样，我的农村生活正式开始了。

刚开始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城里人哪干过农活啊，锄地、扛麻袋、挑水、砍柴，件件都是技术活，件件都要靠力气。

第一个星期下来，我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手上起了好几个血泡，腰也直不起来了。

村里人看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细皮嫩肉＂的知青吃不了苦，有的笑话我们，有的则挺同情。

赵组长倒是挺照顾我，经常让我干些轻一点的活，还手把手教我农活的技巧。

＂小周啊，握锄头不是这样握的，你这样握一会儿手就酸了。要这样握，手腕放松，靠肩膀和腰的力量，省劲儿。＂

＂小周，割麦子的时候身子要弯低些，镰刀要贴着地面，这样割出来的麦茬才整齐。＂

＂挑水要找平衡，肩膀别绷得太紧，走路的时候脚步要稳，膝盖微微弯曲，这样水才不会晃出来...＂

赵组长这个人，表面上粗犷豪放，骨子里却细腻入微。

他知道我们这些城里知青的难处，也知道如何让我们尽快适应农村的生活。

慢慢地，我开始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节奏。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中午在地头简单吃点干粮，傍晚回村，洗洗涮涮，然后吃晚饭，有时候还要参加队里组织的学习或者开会。

日子虽然辛苦，但也充实。

我认识了很多朴实的农民，也学会了不少在城里根本学不到的技能。

比如如何根据天气变化预测第二天是否适合干某项农活，如何判断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何修理简单的农具等等。

冬天的农闲时节，我还跟着村里的老手艺人学会了编草鞋、打草绳、修理农具等技能。

这些看似简单的活计，实际上都有其中的门道，需要耐心和悟性。

我还记得老支书教我用柳条编筐的场景。

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灵活得像年轻人一样，柳条在他手中宛如有了生命，轻轻松松就编出了一个结实美观的筐子。

而我试了好几次，编出来的不是歪歪扭扭，就是松松垮垮，根本装不了东西。

老支书并不着急，只是微笑着说：＂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手艺这东西，是熬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村里住了大半年后，我逐渐被村民们接纳了。

不再是那个＂城里来的细皮嫩肉的知青＂，而是＂咱们队上的小周＂。

这种归属感让我感到温暖，也让我对未来的日子多了几分期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脸上发烧。

那是第二年的春天，东北的春天来得晚，但一旦来临，万物复苏的速度就特别快。

村里组织春耕大会战，我和其他几个知青被分配去帮助犁地。

那天特别热，阳光毒辣，照在身上火辣辣的疼。

我们干了一上午，汗流浃背，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找了个小河边，想洗把脸降降温。

河水清澈见底，凉丝丝的感觉特别舒服。

我把脸埋进水里，猛地一抬头，水珠顺着脸颊滑落，那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这水真凉快啊！＂我自言自语道，然后脑子一热，决定下河洗个澡。

我环顾四周，没看见有人，就迅速脱掉了上衣，露出了已经被太阳晒得有些发黑的上身。

我犹豫了一下，想着反正四下无人，干脆把裤子也脱了，好好洗个痛快澡。

就在我解开裤带的那一刻，突然听到一阵嬉笑声。

我回头一看，顿时傻眼了——村里的几个大嫂正拎着水桶朝这边走来，她们显然也是来河边挑水的。

＂哎哟，这不是城里来的小周吗？要洗澡啊？＂一个叫李大嫂的妇女大声喊道。

我的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手忙脚乱地想穿回上衣，可是衣服湿漉漉的，怎么也穿不进去。

＂没事没事，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害什么羞啊！＂另一个叫张大嫂的说着，几个人已经走到了我跟前。

＂我...我不洗了，你们挑水吧...＂我结结巴巴地说，想赶紧离开这个尴尬的地方。

可就在这时，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几个大嫂突然笑嘻嘻地围了上来：＂哎呀，难得看见城里娃洗澡，咱们帮帮忙吧！＂

我还没反应过来，李大嫂已经一把抓住了我的裤子：＂看看城里小伙子是啥样！＂

＂别别别！＂我惊慌失措地抓住裤子，可是一个人怎么抵得过几个农村妇女的力气？

她们嬉笑着，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的裤子扯了下来，只剩下一条短裤。

＂哎哟，白白嫩嫩的，跟城里姑娘似的！＂张大嫂笑得前仰后合。

我羞得无地自容，使出吃奶的力气挣脱了她们的＂魔爪＂，一把抓起湿漉漉的衣服，顾不上穿，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就飞奔而去，身后是大嫂们的阵阵笑声。

＂小周别跑啊，我们是开玩笑的！＂

＂回来啊，别着凉了！＂

我跑出老远，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气喘吁吁，脸上火辣辣的。

我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心想这下可完了，明天村里肯定都知道这事了，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果然，第二天一早，当我红着脸去队部报到时，迎面碰上了赵组长。

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打招呼，没想到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听说昨天你在河边遇上几个疯婆娘了？＂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没事，小周，农村就这样，大家开开玩笑。别往心里去。＂赵组长拍拍我的肩膀，语气里带着几分宽慰。

接下来的几天，我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村民们善意的笑容和打趣。

有些小孩子甚至在我背后喊：＂城里知青洗澡啦！＂然后一溜烟跑开。

这件事成了我插队生活中的一个＂污点＂，每当有人提起，我就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埋起来。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发现，这件事反而拉近了我与村民们的距离。

以前，村民们虽然接纳了我，但始终把我当作＂外人＂，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有距离感。

而这件事后，我反倒成了能打趣的＂自己人＂。

在农村，只有关系亲近的人才会开这种玩笑，否则就是不礼貌的冒犯。

李大嫂后来还专门找到我，给我送了两个她家自己做的鸡蛋饼：＂小周啊，那天是大嫂们喝了点小酒，闹着玩的，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张大嫂更是直接把我叫到她家，让我教她儿子认字，还时不时地给我加个鸡蛋，塞个白馒头：＂城里孩子，得多补补。＂

就这样，一件尴尬的事情反而成了我融入农村生活的转折点。

我不再是那个小心翼翼的城里知青，而是真正成为了村子的一分子。

接下来的日子，我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了。

我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分配的工作，而是主动寻找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发现村里有几户人家的孩子读书有困难，就自告奋勇地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扫盲班＂，利用晚上的时间教他们认字读书。

开始时只有五六个孩子，后来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大人也偷偷地来旁听。

看着他们从一字不识到能流利地读出一段文字，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我还利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帮助村里改良了一些农具，提高了工作效率。

比如，我根据力学原理，改进了村里使用的独轮车，让它更加省力；又根据我在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设计了一种简易的水车，帮助村民更有效地灌溉农田。

这些小发明虽然简陋，但确实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也让村民们对我刮目相看。

＂这城里娃有两下子啊！＂村民们常常这样夸我。

一年四季轮回，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农村的生活虽然平淡，却有着自己的节奏和美感。

春天，田野里一片生机勃勃，村民们忙着播种；夏天，庄稼长势喜人，大家都盼着一个好收成；秋天，金黄的麦田和玉米地预示着丰收的喜悦；冬天，白雪覆盖大地，人们围坐在火炕旁，说说笑笑，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第一个年头，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时光如水，转眼间，我在东北的知青生活已经过去五年。

这五年里，我学会了种地、打场、修房子，甚至还学会了杀猪、酿酒，俨然成了半个农民。

村里人也早已把我当成了自家人，逢年过节都会叫我去家里吃饭，有什么好东西也会想着我。

记得有一年冬天，东北的大雪下得特别大，我生了场病，高烧不退。

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村里只有一个简陋的卫生室，连个像样的退烧药都没有。

当时村里条件有限，去县医院又太远。

赵组长知道后，二话不说，冒着风雪，用独轮车推着我走了十多里地，把我送到了公社卫生院。

那天的风雪特别大，能见度很低，道路更是湿滑难行。

赵组长推着车，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在雪地里前行。

我躺在车上，迷迷糊糊中感觉到车子时而倾斜，时而颠簸，知道赵组长一定很辛苦。

我想说点什么，却连嘴唇都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组长额头上的汗水混合着雪花，流到他的脸上，又冻成了细小的冰晶。

到了卫生院，医生说我得了重感冒引发的肺炎，如果再晚一点送来，可能就危险了。

在卫生院的那几天，村里人轮流来看我，有的带着自家腌的咸菜，有的带着自家做的点心，还有的只是来坐一会儿，嘘寒问暖。

李大嫂带来了她家特制的姜汤，说是祖传的偏方，专治感冒。

张大嫂则带来了她家自己腌制的咸菜和自家烙的饼，说是给我补补身子。

就连村里那个平时很少说话的老张头，也拄着拐杖来看我，带来了一小包他自己晾晒的黄花菜，说是清热解毒的好东西。

这些朴实的情感，让我这个城里人深受感动。

在城市里，邻里之间可能住了几十年都不打照面；而在农村，大家即便不是亲戚，也胜似亲人。

病好之后，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农村的工作和生活中。

我不仅在田间地头干活，还开始参与村里的一些管理工作。

比如帮助生产队记账、计算工分，协助组织一些文化活动等。

村里人都说我是个有心人，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也能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情。

其实，我只是把自己的所学所知尽可能地用在了实处，希望能为这个接纳了我的村子做点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村里要修一条新的灌溉渠，需要确定水流的方向和落差。

村里的老把式凭经验划了一条线，但我用学校里学到的测量方法，证明了这条线有问题，如果按照原计划修建，水流会倒灌。

起初，老把式们不太相信我这个年轻人的判断，但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同意做一个小测试。

结果证明我是对的，这让村里人对我的专业知识有了更多的信任。

从那以后，村里有什么技术性的问题，都会来问问我的意见。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从一个被村民照顾的城里知青，变成了他们依赖和尊重的一员。

这种转变，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一九七四年的冬天，东北格外寒冷。

那天晚上，村里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

作为有高中文化的知青，我有机会通过考试重新回到城市，进入大学深造。

消息传来，我的心情异常复杂。

一方面，我当然渴望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我已经在这个村子生活了五年，与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时间竟有些舍不得离开。

回到陈老支书家，老两口已经在等我了。

炕上摆着一桌丰盛的饭菜，有红烧肉、炖鸡、蒸鱼，还有王大娘亲手包的饺子。

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奢侈。

＂小周啊，听说你有机会考大学了？＂陈老支书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点点头，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老两口会怎么想。

＂好啊，好啊！＂老支书拍着大腿，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咱们村出个大学生，多光荣啊！＂

王大娘在一旁抹着眼泪，语气中既有喜悦，又有不舍：＂小周啊，这么多年，我们把你当亲孙子一样看待。你要是考上了大学，可得常回来看看我们这两个老家伙啊！＂

我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大爷、大娘，您们放心，不管我将来走到哪里，红星大队永远是我的第二个家。＂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

第二天，赵组长召集了队里的社员，专门为我开了一个小会。

＂小周要考大学了，这是咱们队上的光荣！从今天起，小周不用下地干活了，专心复习功课。大家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尽量帮一把。＂

村民们纷纷表示支持，有的主动承担了我的工分，有的借给我参考书，还有的为我腾出了一间安静的房子用来学习。

李大嫂特意做了一大罐子鸡蛋酱，说是补脑的；张大嫂则每天变着花样给我送饭，生怕我饿着。

就连村里那些调皮的孩子，也自觉地不在我学习的地方吵闹，有时还会给我送来一杯热茶或者一把炒熟的瓜子。

在村民们的支持下，我废寝忘食地复习了三个月。

终于，高考那天到来了。

整个村子都为我送行，直到村口的那棵大树下。

＂小周啊，考试一定要沉着冷静，别紧张。＂赵组长叮嘱道。

＂记得考完了赶紧回来，大嫂给你做好吃的！＂李大嫂热情地说。

＂考上了别忘了咱们红星大队！＂张大嫂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喊道。

陈老支书和王大娘更是老泪纵横，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带着全村人的期望，我踏上了赴考的路途。

考试结束后，我回到村里继续参加农业生产，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那段日子，全村人比我还紧张，每天都有人问我考得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我只能笑着说：＂应该差不多，但也说不准，等结果吧。＂

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村里，手里拿着一封来自北京的信。

＂周明志！周明志！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

全村轰动了。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围着我，七嘴八舌地祝贺，有的甚至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不只是为自己考上了大学，更是为整个红星大队争了光。

晚上，村里特意杀了一头猪，摆了几桌酒席，为我饯行。

酒桌上，赵组长喝得满脸通红，一把搂住我的肩膀：＂小周啊，你是咱们队上第一个大学生，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啊！＂

＂是啊，小周，你可是咱们红星大队的骄傲！＂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各位乡亲们，这五年来，是你们教会了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无论我将来走到哪里，取得什么成就，红星大队永远是我的根！＂

后来国家政策变了，我有机会回城。

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的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赵组长红着眼眶拍着我的肩膀：＂小周啊，这些年你在村里吃了不少苦，城里条件好，你回去好好发展。别忘了咱们红星大队，有空回来看看。＂

李大嫂塞给我一包她亲手做的咸鸭蛋：＂城里买不到这个，拿着路上吃。＂

张大嫂则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嘱咐了一大堆，最后竟然哭了起来：＂你这孩子，刚来时瘦瘦弱弱的，现在可出息了，像个小伙子了。＂

陈老支书和王大娘更是舍不得，老两口一直把我当孙子看。

临走时，陈老支书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进我的手里：＂这是我和你大娘的一点心意，不多，你拿着。＂

我不肯收，他却坚持：＂收着吧，就当是爷爷奶奶的一点心意。＂

打开一看，是两张崭新的十元钱，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知道老两口平时舍不得花钱，一定是攒了很久的。

我眼眶湿润，将钱恭敬地收下，然后深深地向老两口鞠了一躬。

告别的场面比我想象的还要动人。

村民们一直把我送到村口的大树下，有的甚至想送我到公社汽车站。

我一再推辞，最后只好答应一定会回来看望大家，这才让他们放心地回去。

站在村口，回望这个生活了五年的村子，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青春的记忆。

那些欢笑、泪水、汗水，那些朴实的情感和真挚的友谊，都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离开红星大队后，我先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然后进入大学深造。

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农业科研人员，致力于改良农作物品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每年春节，我都会抽时间回到红星大队，看望那些曾经给予我帮助和关爱的村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甚至还通了电话和有线电视。

村民们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了，脸上的笑容更多了，眼神中的期待也更强烈了。

赵组长已经成了村长，头发花白了，但精神依旧矍铄；李大嫂和张大嫂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有的甚至已经进入大学；而陈老支书和王大娘，早已在十多年前相继离世，他们的坟就在村后的小山坡上，每次回去，我都会去扫墓，告诉他们我的近况。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岁月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

我早已在城市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但每当想起那段在东北插队的日子，特别是那次被大嫂们扒裤子的尴尬经历，我仍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那是一段苦中有甜、笑中带泪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那片黑土地上，我不仅学会了如何劳动，更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保持乐观，如何与不同的人相处，如何欣赏生活中的简单美好。

有时我会想，如果没有那段知青经历，如果没有在东北黑土地上度过的那五年，如果没有那些淳朴热情的村民，我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那片黑土地的温度，那些农民的笑脸，那条小河的清凉，是否正是它们塑造了今天的我，让我无论身在何处，心中始终装着一片朴实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