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外出务工15年不曾回家，母亲去世那天他抱着个盒子出现在门口

村里的人都记得建华走的那天。七月，蝉鸣吵得人心烦，村头的大榕树叶子泛黄，连着三个月没下雨。他穿着件格子衬衫，裤腿挽到小腿，背着个黑色帆布包就出去了。那年他二十四岁。

“去南方打工。”他跟左邻右舍这么说，“等赚了钱就回来。”

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十五年。

我跟建华是表兄弟，他妈是我姨。小时候隔三差五去他家玩，他比我大六岁，教我用弹弓打知了，在河边抓鱼摸虾。我记得他有双大手，指头粗壮，手心的茧子又厚又硬。

建华走后不久，他爸得了脑溢血走了。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只能通过村里的公用电话勉强联系上他。电话那头建华沉默了许久，只说自己在工地上，请不了假。村里人背后嘀咕，说他不孝，连爹的后事都不回来操持。姨一个人撑着把丧事办完了，她没说儿子一句不是。

“孩子在外挣钱不容易，”姨擦着眼泪对看热闹的人说，“工地上请假哪有那么简单。”

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建华在深圳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拿日薪，请一天假就少一天钱。姨把这些悄悄告诉我，眼里满是心疼和自豪。

后来建华寄钱回来，不多，一两千。姨把钱存起来，说留着给建华盖房子娶媳妇。村里人又闲话，说建华在南方怕是有了新家，不然怎么连个年也不回来过？姨从来不接这种话，每次都笑着说：“他在外面忙，赚钱要紧。”

我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再后来去县城上班。偶尔回村看姨，见她的头发白了大半，腰也弯了不少。屋里家具还是老样子，只多了台小彩电，据说是建华寄回来的。院子里种了几棵冬枣树，已经有一人多高，树干上缠着红布条。姨说这是给建华种的，等他回来了，树上的枣子正好熟透。

我给建华打过电话，从姨那里要的号码。他声音听起来很累，说在忙，等他有空了再聊。这样的对话重复了几次后，我也渐渐不再打了。

姨每年会收到两三次汇款，有时是过年，有时是她生日，还有时候是建华爸的忌日。钱数不多，但很稳定。几乎没有电话联系，姨说建华不爱说话，从小就这样。

“他心里有我就行，”姨常这么说，手里不停地忙着农活，“男人嘛，能挣钱养家最重要。”

又过了几年，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姨七十多了，身体还算硬朗，就是眼睛不好使了，戴着老花镜也看不清东西。她开始念叨建华，说想儿子了，也想抱孙子了。

“他要是有了媳妇，怎么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姨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望着那几棵已经结果的冬枣树，“我不图他养老，就想看看他过得怎么样。”

村里人背后的闲话也变了味道，说建华不是个好东西，把老娘一个人丢在村里这么多年。

“哪有这样的儿子？十五年不回家，连个影子都不见。怕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家，忘了自己亲妈是谁了吧。”李大娘的话最尖，她家儿子在县城开了个修理铺，隔三差五回来看她。

姨从来不跟人争辩，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村里谁家有点好吃的，她总记得分一份给李大娘。久而久之，李大娘也说不出难听话来了。

去年冬天，姨摔了一跤，髋骨裂了，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我跟媳妇轮流去照顾，也试着联系建华，但号码早就打不通了。姨发着高烧，说胡话，嘴里念叨着建华的名字，说要给他煮红豆汤，说冬枣树结果了，又大又甜。

姨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坚持要回村里住。“我得看着那几棵枣树，”她固执地说，“建华回来了，要是没人招呼多不好。”

医生说她心脏不好，让她少操劳。可姨每天还是起早贪黑，打扫庭院，浇花种菜。

那几棵冬枣树，她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把它们从小苗养成了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建华爱吃这个，”她对隔壁来串门的婶子说，小心翼翼地摘下几个红通通的枣子，“他小时候，一次能吃一大把。”

今年三月，姨走了，走得很安详，睡着了就没醒过来。我赶到村里料理后事，翻遍了姨的东西，想找到建华的联系方式。最后在一个旧布包里，发现了一叠明信片，都是建华寄来的，从深圳、东莞、苏州、无锡…每张明信片上就写着简短的几句话：“妈，我挺好的，别担心。”“妈，我换工作了，这边工资高一点。”“妈，我在学开挖掘机，以后能挣更多钱。”

最新的一张是去年寄来的，背面写着：“妈，我这几年存了点钱，等再多一点，就回来陪您。”

明信片上留的地址和电话都已经过时了。我再一次感到无力，不知道该怎么通知建华这个消息。

村里的葬礼按照老规矩办，很简单，来的人不多。第三天早上，天还蒙蒙亮，我起来准备最后的祭拜。

推开门，一个人影站在院子里。

头发剃得很短，皮肤黝黑，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抱着个纸盒子。他看着我，眼神有些迷茫，嘴唇嚅动了几下才发出声音：“小强？是你吗？”

我愣住了，这个苍老的男人，居然是十五年不见的表哥建华。

他的脸上有了深深的皱纹，两鬓斑白，眼角的细纹像刀刻的一样。他的右手少了两根手指，袖口空荡荡的。

“表哥…”我哽咽着，不知该说什么好。

建华目光越过我，看向屋里的灵堂，神情一点点凝固。他慢慢地走过去，腿有点跛，一步一顿，像是每走一步都要用尽全力。

“妈…”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

然后他跪下了，把手里的盒子放在灵前，慢慢打开。

里面是一沓照片，一叠皱巴巴的钱，还有一个塑料袋装着什么东西。

建华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像块石头。天慢慢亮了，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背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葬礼结束后，建华留下来了。他的嘴很紧，不爱说话，眼神总是游移不定，像是怕见人似的。

那个盒子里的东西，慢慢揭开了他十五年的秘密。

照片是他在各地工作的样子：工地上扛钢筋的，工厂里操作机器的，工服上沾满油污的。每张照片他都笑得很勉强，背景里是各种陌生的城市景象。

那叠钱是他积攒的全部家当，整整八万多，都是百元大钞，有些已经皱得不成样子。

塑料袋里装的是一块手表，很普通的那种，表盘有些磨损，表带已经断了。

“这是爸的，”建华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走的时候从他手上摘下来的。说好了赚到钱就回来，给他买个好的。”

村里人渐渐知道了建华的故事。

他最初在深圳的建筑工地上班，干得好好的，不料一次事故，右手两根手指被钢筋割断了。工头给了点钱打发他走人，连医药费都不够。他不敢告诉家里，怕姨担心，就一个人扛了过来。

伤好后，他换了好几份工作，但有残疾的人找工作不容易，工资也低。他又去学了开挖掘机，这活不用十指灵活，工资也高些。

“可是工地上活儿不稳定，”建华坐在院子里，摆弄着那块旧表，“一个工程做完了，就得换地方。我想着等手头宽裕点，就回来。可一直没等到那一天。”

他说到这里，眼圈红了：“前些日子，我在无锡一个工地上班，老板跑路了，工资没结。我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想着先回来看看妈，等风头过了再出去找活干。”

那个春天，建华在村里住下了。他把姨的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给那几棵冬枣树浇水、施肥、修枝。树下放了张藤椅，午后阳光好的时候，他就搬出来坐着，摆弄那块旧表，一坐就是大半天。

一天，我去看他，带了些水果和生活用品。建华正在修理房檐，看见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他的脸色比刚回来时好多了，也胖了一点。

我们坐在树下喝茶，他突然说：“这些年，我其实回来过。”

我愣住了。

“每年妈生日那天，我都偷偷回来看一眼，”他低着头，声音很轻，“站在村口，远远地看。看她在院子里忙活，看她给这些树浇水。”

“为什么不进来？”我忍不住问。

建华摇摇头，举起右手那残缺的手指：“我不想让她看见这个。也不想让她知道儿子这么没用，十几年了，除了这点钱，什么也没攒下。”

“姨不会在意这些的…”

“我知道，”建华打断我，“正因为知道她不会在意，我才更不能回来。她盼着我有出息，盼着我风风光光地回来，让那些说闲话的人看看。我怎么能让她失望？”

树上的冬枣熟了，红彤彤的，像一盏盏小灯笼。建华摘了一大篮子，挨家挨户地送，特意送了一份给当年说他闲话最多的李大娘。

李大娘不好意思地接过来，嘴上还是忍不住说：“这么多年不回来，你妈盼你盼得眼睛都花了。”

建华只是笑笑：“是我不好。”

李大娘被他这态度弄得没了脾气，最后叹口气说：“你妈走得安详，临走前还念叨着你呢。”

入秋后，我们联系了几个熟人，给建华在县里一个工地上找了份开挖掘机的活。他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回村里打扫房子，照料那几棵冬枣树。

一天晚上，我接到建华的电话，说他在县医院，让我过去一趟。我急匆匆赶过去，见他躺在病床上，脸色惨白。

医生说他突发心脏病，可能是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

“你这几年到底是怎么过的？”我看着他消瘦的脸，心里又气又疼。

建华微微摇头，闭上眼睛不说话。

他住院期间，我整理他的东西，在背包夹层里发现了一本破旧的存折。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二十多万存款。

我吃惊地问他这钱是哪来的。

建华终于说出了实情。这些年他确实挣了不少钱，但大部分都寄给了一个叫”阿兰”的女人，在广东。

“她是我工友的妹妹，”建华说，眼睛看着窗外，“有个儿子，老公跑了。孩子才两岁，没人照顾。我…我就帮衬着点。”

“你们…”

“没有的事，”建华摇头，“我就是看她可怜，孩子也可怜。每个月寄点钱，让孩子能上学。”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建华继续解释：“我不敢告诉妈这事。她盼着我成家，盼着抱孙子。要是知道我把钱都给了外人，得多伤心。”

出院后，建华在县城租了间小屋，继续他的工作。县里的工地活多，他手艺也好，慢慢有了些积蓄。每次回村，他都会在姨的坟前坐很久，有时带些冬枣去，轻声说着话，好像姨还在听似的。

这个春天的一天，建华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女人和孩子要来看他。

“阿兰？”我问。

“嗯，”他声音有些发抖，“她儿子上初中了，想见见我。”

我和媳妇开车去车站接他们。阿兰是个瘦小的女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满脸沧桑。她儿子叫小杰，十四岁，高高瘦瘦的男孩，眼睛很亮。

建华站在站台上，紧张得手足无措，那神情我从未见过。

“华哥，”阿兰喊他，眼睛红了，“这么多年，谢谢你。”

小杰怯生生地叫了声”华叔”，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建华：“这是我做的木工课作业，送给您。”

建华接过盒子，手微微发抖。盒子上刻着”父亲”两个字。

“我没爸爸，”小杰直视着建华的眼睛，“但老师说，照顾我们的人就是父亲。”

建华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笑着抹掉，搂住了小杰的肩膀。

在回村的路上，我透过后视镜看着他们三人。阿兰安静地坐着，小杰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的事，建华认真地听，时不时点头回应，眼里有光。

那几棵冬枣树下，阿兰和小杰坐在藤椅上，建华给他们讲姨的故事，讲他小时候的事。小杰仰头看着那些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树，为什么种这么多。

“我妈种的，”建华说，摸着树干上已经褪色的红布条，“她说等我回来，正好吃上熟透的冬枣。”

小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突然说：“华叔，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下来吗？我想上这边的学校。”

阿兰慌忙制止儿子：“胡说什么呢，我们住城里挺好的。”

“可是这里有树，”小杰执拗地说，“我喜欢爬树。城里没地方爬树。”

建华看着小杰，又看看阿兰，眼神里有询问，也有期待。

阿兰低下头，声音很轻：“我们打扰你太多年了…”

“不打扰，”建华急忙说，“这房子够大，够住。小杰上学方便，县中学就在镇上，很近的。”

后来，阿兰和小杰搬来了。村里人又有了新的闲话，说建华这些年在外面有了家，现在终于敢领回来了。

建华不解释，只是每天忙着修缮房子，把姨的老屋收拾得焕然一新。他在后院盖了个小房间，让阿兰和小杰住主屋，自己住后面。阿兰在镇上找了份工作，小杰转学到了县中学。

那天傍晚，我去建华家串门，远远就听见欢声笑语。院子里，小杰正站在梯子上摘冬枣，建华在下面扶着梯子，阿兰则拿着篮子接着。

建华看见我，咧嘴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竟然有些幸福的模样。

“小强，来，尝尝今年的冬枣，特别甜。”

我接过一颗咬了一口，汁水四溢，确实很甜。

天渐渐黑了，阿兰去厨房准备晚饭，小杰帮着摆碗筷。建华靠在树下，掏出那块修好的旧表，细细擦拭。

“爸当年跟我说，”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男人走出去，总要带点什么回来，才算没白走。”

他抬头看着满树的冬枣，又看看屋里忙碌的身影，眼里泛着微光：“我想，我现在带回来的，妈应该会满意。”

夜色笼罩了村庄，姨种的那几棵冬枣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也在点头。